财政税收论文：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

 　　"每当我想起1979年1月那个清晨，就会感到一股锥心之痛。首都德黑兰受到野蛮袭击已达数月之久，但是整座城市却陷入紧张的沉静气氛中，好像我们的首都突然之间屏住了呼吸。这是在1月16日，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国家……"[1]这是伊朗王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一书中记述的"白色革命"失败后离开伊朗时的情景。
 
　　事实上，从那一刻起，关于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成为不少政界要人与学者探讨求索的热点课题。这是因为，伊朗"白色革命"给予人类社会治理的警示与疑问实在太多：为什么一场初衷还算纯真的改革反而失败？为什么这一失败又恰恰发生在伊朗 经济 "崛起"，并获得了明显成果的时候？为什么一场本在立志为民的改革，反而被广大民众所拒绝和抛弃？……
 
　　坦率地说，如果仅仅从国王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的动机与其个人品质看，很难找到"白色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巴列维看来，"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 自然 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 历史 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 [2]而且，在"白色革命"中，巴列维国王率先垂范，把自己的125万英亩土地(占伊朗可耕土地面积的1/4)分给了伊朗农民，农民们因此感激得匍匐在地上亲吻他的脚。然而，历史是不会相信任何一个独裁者自我表白的"动机"，也不会相信任何廉价的眼泪的。因为，专制者的仁慈与宽容并不能改变其专制独裁的本性，并不能改变其对所有人自由剥夺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其极端违背人类社会文明治理的原则，诸如人道、自由、人权、公正、法治、民主、宪政等原则的恶劣本性。
 
二
 
　　探讨"白色革命"失败的成因，角度和方法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多学科的。笔者以为，从税收入手，或许是一个更可能接近问题本质的角度。
税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经济的反映。发达的经济，会为税收聚财奠定一定的基础，而停滞的经济则会消蚀税收的基础。因此，仅仅从伊朗十五年"白色革命"高速增长的经济成果，不难推测和想象其税收收入的规模，及其税收治理的基本概况。
 
　　"白色革命"最大最耀眼的成就在于，只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伊朗的经济几乎瞬间创造了一个"奇迹"，人均收入由不足200美元，猛升到2000多美元。1968─1978年间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6─17%，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很快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由于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又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一下子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作为石油大国，1959-1960年度，伊朗石油 工业 的产值大约是3.7亿美元，1968-1969年度达到11亿美元。此后一路飙升，1972年达24亿美元，1974年达174亿美元，1975年估计达到200亿美元。政府的税收收入也因此超速增长，规模日益扩大。在1959-1960年度和1970-1971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8亿美元猛增到107亿美元，即增长181%，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 发展 势头继续猛增，1972-19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8%,1973-1974年度增长47.3%,1974-1975年度增长70.7%。就是说，在这三个财政年度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3.7倍。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三个年度中分别为20%、34%和42%。因此，研究者们一致认为："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的增长速度之大，几乎在历史上举世无双。"[3] 
 
　　在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形势下，伊朗财政支出十分宽裕，为了继续保持这种全速发展的势头，就进一步发挥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将税款大量支付投资于整个国家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继续助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明确的政策导向很快产生了明显的效应，摩天大楼、高级轿车、高速公路、超级市场、储运码头、电气化铁路等等 现代 化的公共设施，几乎一夜之间在伊朗境内拔地而起，到1977年，伊朗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富裕国家。与此同时，伊朗不断加大军费支出，也一举成为军事大国。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仅7800万美元，1974年跃增至36.8亿。3年之后，竟达到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4] 1978年的军事预算已经占GDP的40%，达99亿。[5] 仅70年代从美国购买武器就花费掉220亿美元。而且，为了使军队效忠国王，仅1978年一年就向陆军高级军官每人发放了近三万美元津贴。[6] 
 
　　特别是1973年开始的第五个发展计划，最初就将投资额定为第四个发展计划的3.4倍。随后，由于石油收入随油价上涨而大幅提高，投资额又几乎翻番(增加84.3%)，巴列维因此雄心再次膨胀，提出要实现铁路电气化，建设核电厂、要生产1500万吨钢等一系列超高速狂热发展的设想，准备在不久后成为居于美、俄、日、中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强国。随后，接连与英、法、意、德、日、苏等工业国家签订一系列协议，购买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其中，仅1975年同美国的技术合作协议一项，开支就高达150亿美元，购买包括八个核电厂，十万套公寓住宅，一个港口、二十座预制构件厂等。不可否认，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维的现代化似乎取得稳固的巨大成就：十多年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1969-1978年增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60美元，1977-1978达2250美元。在此期间，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石油，纺织、烟草水泥等部门，还建立了石化、机器制造、冶金等新兴工业部门。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7] 据伊朗官方统计，从1963～1977年，10～49人的小型工厂也由1502家增至7000家，50～500人的中型 企业 由295家增至830家，500人以上的大型工厂由105家增至159家。[8] 
 
　　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伊朗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刺激了对于劳动力的广泛需求，吸引大量的乡村人口移入城市，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膨胀。1960年伊朗人口的70%生活在乡村，30%生活在城市。但到了1978年，城市人口很快增长，共计1728万。[9] 在城市数量急剧增多，城市规模明显扩大的同时，由于没有及时通过财税途径及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伊朗人民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日显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集中激化。这样，"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而对广大进城农民以及城市劳工阶层，则意味着贫穷和失去尊严，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10] "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 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化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11]结果，最令巴列维最为骄傲和自豪的工业化革命，却给城市下层人民和 农村 带来了的灾难。1974年的调查显示，73%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准。1977年，伊朗有工人400万，除了少数企业里的技工，绝大多数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亚尔，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别卖到90里亚尔和220-250里亚尔，一间房租金每日100里亚尔，众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贫民窟。大批农民进城，扩大了产业后备军队伍，加之连年的通货膨胀，使工人处境更加恶化。[12]而一小撮人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却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鉴于这种改革的结果，许多受过 教育 的伊朗人开始反对国王的政权，学生们尤其憎恶国王对自由的压制。1963年，伊朗95%的人投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年后，同样有95% 的人却投票反对现代化。[13] 总的爆发终于在1977年启动，1978年秋，拥有绝对国家暴力权柄的巴列维国王，被手无寸铁，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据胡韦达记述，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14]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较量，胜利者却是弱者，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15]令世人最为不解的是，国王手中掌握着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又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以及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还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而且，"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减少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伊朗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多，外债少，石油收入哪怕与4年前的情况相比也堪称丰厚。"同时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巴列维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6]。
 
　　这确实令人费解！ 
 
三
 
　　从税收角度省察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原因，目的在于探寻伊朗"白色革命"给予世人的税收警示在哪里？
 
　　警示之一：谁是最高"税权"的真正执掌者？
 
　　税权是任何社会税收统治者或治理者都必须拥有的一种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的合法性在于其是否得到被管理者，即纳税人的同意。无疑，只有征得纳税人同意的税权才是合法的，才是纳税人应该且必须服从的。因此，只有在合法税权强制下的征税才是合法的。显然，伊朗的"税权"是没有经过广大纳税人同意的权力。所以，严格说来，伊朗所有的征税与抢劫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整个伊朗的财税大权，诸如征多少税，向谁征税，何时何地征税以及如何用税，向那里用税，用多少税等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掌握在国王巴列维一个人手里。或者说，"白色革命"实际上体现的只是巴列维国王自己一个人的意志，也仅仅是巴列维国王自己一人一厢情愿的革命。财税同样，也体现的都是巴列维国王一个人的意志。而且，鉴于人性在无实质性约束制衡情况下，总是趋于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事实，巴列维自然会趋于掌握所有的财税大权，实现自己的财税意志。诸如增强国力，巩固政权，沽名钓誉，大干快上"形象工程"、"标志工程"等等，都只会以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为圆心。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不得置疑。他说："君主制是统治伊朗的唯一手段……想做事就得有权，想掌权就不能寻求别人的同意或建议，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决策。"[17]这就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其父穆罕默德•礼萨国王曾说："从王国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18]而且庆幸，"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像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19]这样，在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一切政令实际上都出自于巴列维国王，议会只是逢场作戏，等同于傀儡。1957年以后，他还建立了一个规定的"政党制度"，同时组织起两个政党，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两党领导人都由国王任命，两党成员都是国家的高官重爵。到了1975年，他又取消两党制，下令组织单一政党，所有伊朗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政党，以便"整顿伊朗人的队伍"。凡是支持君主、宪法和"白色革命"的，都应该参加这个政党，不参加的人就一定是反对派，他们应该流亡，或者投入监狱。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态度的人可以不被逮捕，但国王同时警告说："他不应该抱任何幻想。"[20]自此，巴列维国王将自己完全打造成了一个现代独裁者。为了保持政权稳固的基础，就不顾一切地扩军备战，不断追加军费开支；同时不停地加强庞大的官僚体系建设，以便实现其独裁统治。结果，政府机构和官僚队伍，包括知识界和政府雇员的人数就越来越多。据统计，在白色革命之前，伊朗政府设有12个部，雇员15万人，但到70年代中叶，政府设有19个部，雇员增至56万人，[21] 
 
　　在瞬间取得的经济成果面前，巴列维忘乎所以，个人意志不断膨胀，其底气就来自于经济超速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剧增。因此，根本看不见广大民众的疾苦，听不见广大民众的呼声，更不会反思其独裁专制制度本身的非人道、非人权、不公正，非自由本性，无法理解广大民众的维权要求，眼中只有伊朗总体国力增强的幻象。所以，就把知识界疏离他反对他的原因归结为--"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22]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23]结果，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危机也越来越深，用胡韦达的话说，"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24]而这一必然的命运，只有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有所洞察："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25]遗憾的是，维利埃只说对了一半。
 
　　毋庸讳言，"税权"的高度集中与独裁，天然地充满君主个人的主观性意志特色，不论其征税还是用税，都无法摆脱这一"魔咒"的左右。而且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得接受"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惩罚。"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王不但高居伊朗 政治 体系之颠，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体系。一切重要决定，几乎都源于国王。他的意志就是 法律 ，军队、萨瓦克、内阁、复兴党和官员不过是供其驱使的臣仆。为了保持绝对的控制和消除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国王对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牵制，竞相邀宠效忠。这样就形成系一国之命运于国王一身的政治局面。[26]在这种独裁专制的高压政体下，几乎所有来自底层的利益表达之声，都被体制性地屏蔽掉了，任何反映广大纳税人需求意愿的声音都会被淹没。结果，财税越来越背离其终极目的，背离广大纳税人的真实意愿。同时，"税权"的合法性也日益减少，基础开始松动，进而危及巴列维王朝的政权基础。
 
　　其实，这是一切专制体制者，都迟早不得不接受的命运。对此，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指出，根源就在于"白色革命"从一开始就拒绝民主，是一种跛脚的社会变革。他说："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一九七０──一九七二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27] 在巴列维看来，只要牢牢抓住了权力，任何人都无法撼动他。于是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独裁者，就在政治变革上无所作为。经济改革的火箭已经跑到月球上去了，政治改革还停留在设计图纸之中。他不相信两者互为依存的关系，他相信人民吃饱了饭、过上了好日子就应该感谢他。"在我们国家里，国王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28] 他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29] 
 
　　警示之二："税权"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
 
　　"税权"的终极目的，也是一切权力的终极目的。人们为什么要同意和让渡自己的权力，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以免承受巨大的伤害。不可否认，让渡权力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对自己自由的束缚。但是，假如人人都不愿让渡自己的权力，或许失去的更多。因此，人们让渡他们自己的权力，承受一定的风险，其实是一种"害之中求其小"的"不得不"的选择。因此，选择让渡自己的权力和建立政府以及各种制度，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恶"的选择。而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无不是为了他们个人自己的利益，而每个人自己的利益就等于全社会的利益。因此，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无疑就是一切权力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创建一切制度的终极目的，包括"税权"的终极目的，税制的终极目的，"税改"的终极目的。这样，一切制度，包括税制、"税改"的优劣判定，就只能看其对这一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的符合程度了。或者说，一切革命或者改革，以及"税改"等等，如果顺应这一终极目的，就可能走在文明的大道之上；反之，则会背离文明的大道。
 
　　伴随伊朗"白色革命"而展开的税制革命，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背离了这一终极目的。伊朗的一切税制革命，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如何巩固巴列维国王的政权，都是围绕王权的延续和加固展开的。因此，一方面是通过独裁的手段和途径任意向纳税人征税，无限度地攫取财富，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巴列维专制政权的需要，任意支出，挥霍浪费。其后果可想而知，不论怎样，都是不断远离广大民众的利益和福利。伊朗"白色革命"背离这一终极目的的程度，可通过曾经出使伊朗的沙利文先生的记述窥其一斑。沙利文写道："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 交通 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 [30] 原因很简单，税收的征与用，都背离了人民的基本福利要求，背离了税收的终极目的。不论税收的征收与使用，都是围绕巴列维王朝的王权得失而转。这样，整个国家的税收治理结构，岂不出现扭曲和错位，结构性弊端就日益显现，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与日俱增，最终导致民心的溃散。事实上，在短期的经济空前繁荣之后，畸形的伊朗经济在1975年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失调和混乱。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伊朗石油收入低于预期，政府的财政一下子就从上一年尚有20亿美元的盈余变为高达73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就对工薪阶层的税收从1975年的40．2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亿美元[31]。同时，由于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致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广大民众的生活费用1975年上涨9．9%，1976年上涨 16．6%，1977年上涨 25．1%[32]。而在 "白色革命"初期曾经受惠的农民，也因为随后政府的放任不管，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由于农民因缺少资金、技术、生产落后，生活继续贫困甚至更加恶化，对土改的态度也逐渐变为失望和不满。直接的后果是，革命后比土改前缺粮更严重。1973年比1969年进口农产品增加2倍，1974年仅小麦进口就达250万吨。[33] 
 
　　其实，一切社会变革，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最不可饶恕的失误就是在根本方向上出现了误差。一旦在这方面犯了错误，纠错的成本是无法估量的。碰巧的是，伊朗不幸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种子。因此，迎接它的命运只能是失败。
 
　　警示之三：内部机制能实质地监控"税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