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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加耶夫斯基随笔 小辑

来源: 2019-04-25 13:54

 为热情一辩   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从格利维策到克拉科夫,从克拉科夫到柏林(两年时间);然后,到巴黎,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从那里,到休斯敦,每年待上四个月;最后,回到克拉科夫。我的第一迁移是非自愿的,受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一份国际协议。第二次迁移,只是普通的渴望受教育的结果(那时,年轻的波兰人认为,只有在古老的克拉科夫才能获得一种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还寻求的话)。第三次迁移背后的冲动,是由于不同的、对于西方世界的好奇心驱使。第四次的动机,则是基于我想谨慎名之的"个人性质的原因"。最后,第五次(到休斯敦),既有好奇心(对美国的好奇)的刺激,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需要。 
  在一百多年里,利沃夫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个省加利西亚的首府。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收了来西欧与东欧的文化影响(虽然东欧文化的影响在这里远不如在维尔诺,甚至不如在华沙)。格利维策曾经是普鲁士王国一个地方省的要塞小城,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将它割让给了波兰。在学校里,我学习过俄语和拉丁语;我也上过英语和德语的私人课程。我的家庭,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被迫的迁徙是一个征兆,预示了巨大的改变。虽然在1945年,我的国家实际上隶属那个东方帝国,却诡异地西移了:这种移动的后果不久之后就会浮现出来。 
  我的祖父精通两种语言;波兰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因为他是由他已故母亲讲德语的家庭养大的。但是,在纳粹占领时期,他却从未有过要求取得德国侨民身份的念头。年轻时,他发布过关于阿尔布莱克・冯・哈勒①的博士论文,世纪之交,曾以德语在斯特拉斯堡出版。 
  在克拉科夫,我感到了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那是波兰传统里最好的东西:留在建筑艺术和博物馆展品里的文艺复兴的遥远的记忆,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那段时期的活力,当时出现不久的民主反对派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期,打动我的西柏林,是一个普鲁士的首府与一个着迷于曼哈顿、前卫派的轻浮城市的独特结合体(有时我怀疑,当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视柏林墙为马塞尔・杜尚的另一件作品)。在巴黎,我没有遇到那些伟大的智力特殊的人,伟大的法兰西文明的主宰者――我来得太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了巴黎的美,作为少数几个欧洲大都市之一,它永葆青春的秘密(即使奥斯曼②男爵的野蛮主义,也没有破坏这座城市的生命的连续性)。最后,在简单所列的这一系列城市之后,我到了休斯敦,一个铺展在平原上,没有历史的城市,只有常青的橡树、计算机、高速公路和石油的城市(当然,还有极好的图书馆和辉煌的交响乐团)。 
  要经历些许时间之后,我才懂得,我可以从两方面受益:一是战争的灾难,故乡的丧失,二是我后来的漫游――只要我不太偷懒,不断学习我所不停变换的地方的语言和文学。我就是这样到了这里,像一个小潜艇上的乘客,潜艇不止一个、而是有着四个潜望镜。其中,主要的一个,面向我本土的传统。另一个,朝向德语文学,它的诗歌,它(曾经的)对于永恒的渴望。第三个,展现的是法兰西文化的风景,它富于洞察力的聪明和詹森主义者的道德主义。第四个对准了莎士比亚、济慈和罗伯特・洛威尔,富于独特的魅力、激情和对话的文学。 
  有一年八月,这个月份欧洲在彻底休息,我们在最为优美的风景地,托斯卡纳的基安蒂,度过两星期。在一处颇有贵族气派的庄园庭院里,一场室内音乐会在举行,这里曾是十一世纪的修道院,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住过修道士,早已成为一座带漂亮花园的宫殿。这场音乐会的观众是那么与众不同,有些是拥有宫殿、别墅和豪宅的富人,也有一些例外(本文作者便是其中之一)。这跨国际的一群,包括相当数量的英国男人(也有几个英国女人,不知何故,举首投足之间,仿佛决意采取大英帝国的那套陈旧方式),几个美国人,当然,还有一些意大利人,也就是这漂亮宅子的邻居。他们有些人只是来消夏的,另一些则是托斯卡纳的长居者。音乐会以莫扎特的一首早期四重奏开始;四个年轻女子演奏得十分精彩,掌声却相对稀落。我有一点气恼,当场就断定,是该为热情辩护一番了。那些富裕的观众,为什么不能欣赏如此精彩的表演?也许是财富消损了我们的热情?热情演奏的莫扎特音乐,为什么不能被以同等的热情接受? 
  那个假期我阅读的书里,恰好有一本托马斯・曼的随笔集,其中有一篇《弗洛伊德与未来》,写于三十年代(并曾作为演讲稿)。一群富人在夏天的音乐会上的反应,与曼的一篇随笔之间,有什么关联呢?也许我不过是在曼那里,也发现了一种对工作的夏天式的、反讽的态度,他在写作《约瑟夫和他的兄弟》时,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心智方向。不用说,曼的动机跟一个下午的音乐会上,那群漠然的观众毫无共同之处。在那篇随笔里,曼将弗洛伊德的主要目的,解释为工兵在雷区工作类似的性质:我们要处理能量巨大的爆炸物质。古代神话隐藏着危险;它们是必须拆除的炸弹。当然,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视角,阅读曼的随笔,记住其语境。《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书的作者,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向神话世界的各种力量,向古代神话的破坏性暴力的一种回归,并希望以人道主义者具有反讽意义的安慰性内容,抵抗这股巨大的恐怖的潮流。但是,这种反讽也并非完全没有自卫力量,它不是一种简单地抽象、象牙塔里的反讽。它也植根于神话,但方式不一样;它无需借助暴力的力量就培育出了生命。 
  托马斯・曼最终取胜了吗?毕竟,直到今天,最时新的、后现代的各种圈子里,我们还在听到种种类似的论调。的确,反讽已经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不再是一种野蛮主义的武器,这种野蛮主义曾经在欧洲的正中心,在它原始的制度里一路高歌猛进。它表现出一种随着乌托邦信念的崩溃而来的幻灭,一种由那些幻想被腐蚀、被怀疑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危机,而那种种幻想,原希望以末世论的政治理论,取代传统宗教信仰的形而上学基础。不止一个东欧诗人曾经运用反讽的武器,与野蛮――具体说,就是野蛮的、没有灵魂的官僚制度,进行绝望的抵抗。(现在是已经过去了――不过,新型的资本主义,难道不也是一个老练的反讽者吗?)   没有,托马斯・曼并没有获胜,有的是一种不同的反讽。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发现置身于一种反讽与怀疑的景象里;我的四个潜望镜透露出相似的景象。持有自信态度,还在站岗�t望的最后几个堡垒,也许仅存于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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