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对现在主流税收理论的反思

 收是为财政职能服务的，是满足财政支出需求的筹资手段。 现代 主流税收 理论 把财政职能概括为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 经济 稳定职能。政府履行三职能的前提条件是不一样的。

　　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强调的是效率，即依靠市场经济把资源配置到帕累托状态。这里暗含的假设前提是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即在帕累托状态下是充分就业的，宏观稳定和微观效率是一致的，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符合 社会 公平要求的。在此前提下，再假设税收是居民为消费公共商品所支付的成本；而国家征税则是模拟市场的公共选择。据此，现代主流税收理论可以证明出"最优税收"是存在的，余下的只是技术 问题 ，比如公共商品需求的偏好表达问题、私人商品的需求弹性问题、有限理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未来不确定性问题，等等。

　　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即资源占有的初始状态是不公平的，因此，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但公平的标准是什么？主流理论认为这一标准是难以确定的，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的价格均衡 方法 是找不到公平标准的。这表明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不存在统一的模型。理论界通常用基尼系数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但并不知道公平状态应处于何值。退一万步说，即使知道公平的分配，也不知道它将对资源配置产生何种 影响 ，由此又会产生怎样的不公平。

　　政府的经济稳定职能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不能靠税收来满足该职能的需求，而要靠政府债务来解决。这样，税收的微观基础被经济稳定问题动摇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公债和税收是什么关系？它们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上述表明，政府在履行三职能的时候，其地位的假设是不一致的。在资源配置职能中，"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内生变量，即政府只是"公共选择"的意见集合者，其自身的主体性是看不到的。而在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中，"政府"则成了调节经济的外生变量，需要充分发挥其主体的能动性。显然，这使"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也就是所谓诺斯悖论的本质所在。不仅如此，新制度学派还把"政府"假设为节约"交易费用"的产物。这实际上是"政府经济人"假设，即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使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极大化。这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本质是货币财富的极大化吗？这是"人"为什么要存在和怎样存在的根本目标吗？

　　现代主流税收理论错误的假设前提是靠其错误的 分析 方法支撑起来的。现代主流税收理论的分析方法和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以新古典分析方法为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马歇尔开创的"均衡价格论"。马歇尔自称他的方法是牛顿方法，而且借用了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其实，力学中的"力"是矢量概念，所以能产生"力"的"均衡"问题。"价值"是矢量，可以"均衡"，但"价格"是向量，怎么能"均衡"呢？马歇尔的办法是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从而建立起似是而非的"均衡"模型。

　　这种把"价值"和"价格"等同起来的做法，已经隐含了"人的本质是追求物质"的假设前提，显然是不 科学 的。分析工具是"价值"和"价格"的重合，却又要依靠它"分析"出"价值"和"价格"的背离，这怎么可能呢？在笔者看来，主流经济学中的所谓难题，实际上是该理论体系的假设前提和分析工具本身的问题，因此，注定是不可能真正找到答案的。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值得怀疑，需要反思，需要重构。

　　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 》；而在1759年就发表了《道德情操论》，在该书的"告读者"中，斯密指出，他将计划（1759）撰写一部关于 法律 和 政治 一般原理的书，其中涉及"正义"，还涉及"警察，国家岁入，军备"等问题。他认为他的《国富论》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但法学理论部分由于要完善他已完成的工作而一直未予完成，直到1790年临终前几个月还写下希望完成全部诺言的心愿。可以说，斯密把他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他所出版的那两部著作中去了，以至于使他没有精力完成他的宏大构想。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密对"社会结构"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道德情操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法律结构。这表明，《国富论》仅仅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富论》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斯密试图建构和谐社会（照斯密的说法是符合 自然 秩序）的"财富"框架。

　　从斯密1790年去世到李嘉图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不足30年中，西欧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嘉图的名声大大盖过了斯密。斯密在发表他著作的时候， 工业 革命才刚刚开始，而在李嘉图著作发表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几乎已经过了高潮。物质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使社会思潮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李嘉图倒似乎成了救世的英雄。凭心而论，李嘉图并不了解斯密的宏大构想，也没有读懂斯密的《国富论》，说李嘉图对斯密理论的发展 ，实在是 历史 的误解。这里简要地评述如下几点：

　　首先，斯密《国富论》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是"财富"本质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确定方法和牛顿是一致的。牛顿在1687年发表《自然 哲学 的数学原理》一文，试图用万有引力来解释宇宙。如果把牛顿的论文题目改为"自然的性质和原因"，那么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显然，斯密试图解释"以分工为前提的交换结构"支撑起来的"社会"。但李嘉图却认为"产品"的"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这样，李嘉图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这一李嘉图传统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基调，根本偏离了斯密学说。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的，据此可以印证上述的判断。其次，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土地（包括资本）"生产力的翻版，以"物"的性质来说明"价值"的性质，完全弄颠倒了，而新古典分析方法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再次，从斯密的理论体系来看，他是试图站在"公正正义"的立场上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而李嘉图已明显转向资产阶级的立场，并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