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市场化进程与公共财政的范围

 一、 问题 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 研究 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 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 内容 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

　　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 方法 将着眼于 历史 数据和经验的 分析 （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 影响 。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

　　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

　　Ⅰ：纵向演进的线索

　　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 理论 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

　　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 自然 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 现代 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 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 法律 、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应用 （第六版）》， 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

　　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 政治 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in Pulic Econom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展望：1996年5月》，中国 金融 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

　　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

　　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

　　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 企业 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

　　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

　　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

　　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

　　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

　　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 教育 、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

　　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 规律 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

　　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

　　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

　　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

　　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核心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 Deeade of Fiscal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

　　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 工业 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 Bank Country office data：Maddision（1982）。）。

　　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

　　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is： Moving Toward the Post ER Annual 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3：Growth and 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