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中国财政政策10年中从适度从紧到积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中国 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 发展 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 问题 。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 影响 。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 企业 ，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 内容 ，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1％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1.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经过1993年后政府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重的通货膨胀由1995年开始得到了抑制，该年的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回落了6.9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维持了10.5％的较高增长速度；到"九五"时期的第一年，即1996年，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是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至6.1％，但仍保持了9.6％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取得了既遏制通货膨胀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在低通胀下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赢"格局。

　　2.积累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丰富经验。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体现。从1993年开始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相机抉择。通过财政政策以及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中的"软着陆"，国民经济保持了健康发展。这是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节的成功范例，改变了计划经济 时代 常常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国民经济的传统做法，跳出了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框框，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一直困扰我们的"一管就死"宏观调控的难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次，是我国宏观调控史上的重要事件，为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

　　（一）宏观经济背景

　　1.外部：亚洲 金融 危机的严重冲击。1997年2月，泰国首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产生了连带影响，迅速波及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使欧洲、拉美和美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场金融危机，危害之大，超出了早先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的金融部门虽然在这场危机中没有受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严重影响，但作为全球经济一部分的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

　　一是出口需求锐减。我国近10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年的外贸出口增长率都很高。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产品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1998年后影响加深，出口增幅逐月递减。1998年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与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5月份出口下降了1.5％，为22个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产品出口的减少，不但使出口需求下降，而且通过相关产业的连锁关系，引发其他产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减少。

　　二是外商投资下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货紧缩趋势加快，企业筹资能力下降，对外投资活动出现严重萎缩。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资大量涌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更达1114.36亿美元。但由于金融危机，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不被看好，大量国际资本回流到欧美等其他地区，作为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大国，我国深受影响。从1997年起，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明显下降，1997年和199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只达到510.04亿美元和521.02亿美元。由于亚洲地区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1997年亚洲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例由以往的80％以上降为75.6％，1998年继续下降为68.7％。

　　2.内部：宏观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属于短缺经济，供不应求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任务是压缩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在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与短缺经济相对的另一种宏观经济形式--有效需求不足悄然出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

　　社会有效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类。由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需求不足在上面已谈到，这里不再赘言

　　（1）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城乡个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投资和生产的高速增长。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由于企业效益不佳、国有企业减员增效速度加快和国内外市场疲软等一系列原因，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1997年只比1996年增长5.7％，增幅比1996年回落8.1个百分点，1998年的增幅也只维持了1997年的水平。

　　在收入增长显著放慢的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尤其是未来的预期支出，却有增无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推进的医疗、住房、 教育 、社会保障等各项改革，使人们的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再加上失业率高、就业前景暗淡等因素，使人们不得不将收入的更大部分储蓄起来，造成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相应下降。据统计，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1996年比1995年上升了29.87％，1997年又比1996年上升了20.14％，这减少了社会的消费需求。

　　（2）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使得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市场呈现出不景气。受此影响，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普遍看淡市场，缺乏投资信心，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投资欲望不强已相当普遍。尽管金融机构采取了降低存款利率、准备金率，增加货币投放量等措施，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 现代 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企业投资的"软预算约束"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在对市场前景预期不佳的情况下，即使金融机构适度松动银根，企业一般也不愿贸然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的深化和贷款责任制的建立，银行贷款的安全意识、盈利意识普遍增强，在投资预期效益不佳的情况下，银行不会轻易给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投资。鉴于上述因素，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1997年增长幅度下滑至8.8％，比1996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下滑，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3.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由于受货币学派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着重货币政策，轻财政政策的现象。1996年我国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后，受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宏观经济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便开始着手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稳健的方向做灵活的调整，货币政策成了决策层扩大社会需求的首选宏观调控工具，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在中央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之前，中央银行自1996年、1997年连续3次降低利率后，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又连续两次降低利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央行在1998年12月和1999年6月又连续两次降低利率）。降幅之大，频率之密集，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史上少有。

　　在降低利率的同时，中央银行还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1998年3月，中央银行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存款账户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13％下调到8％。同时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由平均年利率7.35％下调到5.22％，对金融机构贷款年利率，由9.19％下调到7.43％。同年7月，中央银行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随着利率的下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也持续下降。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市场利率。从1996年到1998年7月，同业拆借利率从近13％的水平持续下降到5％左右。

　　一系列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决策部门的基本目的是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金融改革与企业改革的非协调性，银行惜贷与企业惜借现象并存，再加上货币政策在决策时效方面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因此希望以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1998年上半年贷款和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与1997年同期相比，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

　　4.中央及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是我国经济"软着陆"后开始出现了国内需求不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造成出口的急剧下滑，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放大效应，进一步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作为经济"冷与热"晴雨表的物价水平，在国内外需求不足的影响下，自1997年10月起，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绝对下降，到1998年7月，持续下降达9个月之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3月开始出现下降； 工业 品价格指数自1996年6月以来持续下降，到1998年7月，已长达25个月。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形成了通货紧缩的局面。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必然引发失业增加、金融风险加大、财政收入减少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甚至还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的情况下，适时对经济实施反周期调节，通过拉动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了决策层的必然选择。一般来说，在经济处于收缩时期，财政政策则能较快地直接扩大社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而此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则显得缓慢一些。为此，中央决定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配合的新的宏观调控手段。

　　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署名文章，提出转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长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以此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1998年7月，我国政府转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建议》，正式决定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由此，中国正式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

　　1.1998年：启动。

　　（1）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国家财政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对于增发的国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投向以下几个方面：

　　农林水利建设。重点安排水利建设投资，加上1998年年初计划投入，全年水利建设投资达到358亿元。主要工程项目包括：大江大河防洪水利工程，重点是加快长江、黄河等七大江河的堤防加固和骨干枢纽工程建设；重点海堤加固工程；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林业和生态项目，主要是国家重点生态环境项目建设，以及国有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十大防护林体系建设。

　　 交通 通信建设。通过增加投入，加快铁路、公路、机场、航道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全国综合运输体系。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支持城市供排水、供热和污水、垃圾处理，城市道路等方面的项目。

　　城乡电网改造。这是国家第一次大规模进行城乡电网的建设与改造。 农村 电网改造，将与农网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最终做到同网同价，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城市电网改造，主要是扩容。

　　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新增国债投资，计划建成250亿公斤仓容的粮库。

　　（2）防范金融风险，充实国有独资银行资本。1999年上半年，国家财政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充足银行资本金，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为提高，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8％的要求，以防范金融风险。

　　（3）调整税收政策。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以支持出口、吸引外资以及减轻企业负担。

　　为支持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了"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实行贴息的办法，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项目专项资金也已正式开始使用。

　　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实行了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以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利用外资。

　　清理整顿收费，减轻企业社会负担。针对社会存在的一些乱收费现象，1998年财政部与有关部门一起，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分三批取消了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同时，对仍需保留的收费，也进一步加强了管理。

　　（4）增加社会保障、救灾和科教等的重点领域支出。

　　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对科教的投入力度。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从1998年起连续五年每年都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重点用于高校"筒子楼"改造和支持高校体制改革；支持教育系统实施的"211工程"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确保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资金需要；支持中国 科学 院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等。

　　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为了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实施好再就业工程，1998年，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安排144亿元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增加了财政支出，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

　　支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针对 目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加快省级统筹步伐，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改进基金收缴办法，以提高调剂能力。为了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中央财政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支持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增加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经费。1998年，仅中央财政拨付的救灾和救济经费就达83.7亿元，保证了灾民的基本生活控制了灾后疫情的发生，促进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2.1999年：进一步加大力度

　　（1）继续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999年初，我国政府发行了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加强了国债资金的管理工作。1999年年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又增发了600亿元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技术改造项目贷款的贴息、支持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

　　提高出口退税率。1999年，我国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把出口商品的退税率档次由原来的17％、13％、11％、9％、5％五档简并为17％、15％、13％、5％四档，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

　　调整部分税种的税率。降低了木材、纺织品等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免征了高等院校转让收入的营业税，降低了部分商品的消费税税率，调低了B股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

　　鼓励外商投资。从7月2日起，对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从7月1日起，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照现行税率减半征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可以按照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

　　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搞活房地产市场。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

　　鼓励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从11月1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