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农作物种植构造改变及区域农业经济发展

 位于西北地区东部、泾河支流马莲河流域的庆阳(现属甘肃管辖)，被认为是先周农耕文化的发祥地。现据文献资料记载，夏商之际周人先祖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1］，戎狄之间一般被认为是今庆阳一带①。不窋在此教民稼穑，开始了本地最早的农业种植活动。从其孙公刘开始，迁入豳地，后进入周原一带发展，庆阳逐渐被猃狁等游牧民族占据，畜牧业遂代替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出现了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义渠戎国，畜牧业比较发达。秦汉以后，庆阳的农耕区域不断扩展，农业经济逐渐发展。由此可见，本区自古就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替发展、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交错并存的格局。一般来说，庆阳北部山区适宜于畜牧业的增殖，南部河谷、台地、塬区更适宜于农耕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庆阳府所属之宁州②(今宁县)和平凉府所属之镇原县③，均成为两府赋税最重的州县。这说明元明之际，作为当今甘肃农业大县的镇原和宁县已得到充分开发。对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庆阳农业经济，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对明清时期庆阳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欠缺。而在传统农业发展诸要素中，农作物的分布和种植面积的增加、新品种的引入，均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而农作物的品种、质量与产量，又构成了一个地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本文拟以明清以来庆阳方志所载的传统农作物的种植、新品种的引种资料为例证，对本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态势、水平进行系统的论述。不当之处，请专家斧正。

一、传统农作物的种类及种植

通常所说农作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粮食作物、一类是经济作物。庆阳传统粮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麦、春小麦、大麦、荞麦、高粱、谷子、糜子、水稻;豆类主要有扁豆、豌豆、蚕豆、黄豆、黑豆、绿豆;经济作物主要有胡麻、麻子、芝麻、菜子、荏子等。明清以来庆阳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农作物种植情况如下。

1．小麦的种植

明清时期，庆阳最重要的农作物种类是小麦，因其种植面积比较大、范围比较广泛、产量比较高而在传统粮食作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小麦分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有的地方以种植冬小麦为主，有的地方以种春小麦为主。庆阳属于冬小麦和春小麦交错种植的地区，其较温暖的川塬、河谷台地以种植冬小麦为主，地势较高的山谷地带以播种春小麦为主。至少在明代就已形成了这种栽植格局。比如镇原，"大麦，春种;小麦，秋种，俱六月收。春麦，茎如冬麦而差大，种同大麦而收迟，形不类稷，宜糗酿酒"［2］。在庆阳府大体也存在这种栽种结构，如在嘉靖时期，麦类已分为"大(麦)、小(冬麦)、春(麦)"三种［3］。顺治《庆阳府志》也载，麦类有"大(麦)、春小(麦)、冬小(麦)，凡三种"［4］。到了清代中期，冬、春小麦的种植在庆阳传统农作物种植结构中的比重显然有所提高。主要是种植区域较以前扩大。乾隆《庆阳府志》载，麦有"大小春冬，凡三种"［5］。环县小麦有"春麦、冬麦"［6］。合水小麦分"冬麦、春麦"两种［7］。宁州麦"有春、大、小、青、炎(燕)五种"［8］。正宁麦类有"大麦、小麦"［9］，没有明确提及是否有春小麦，大概是该县气候不适宜种植或栽植比重不高，也许是遗漏了。在镇原县，据道光年间张辉祖所撰《辑志》载:"小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固有四节五叶。邑中凡四种:赤、白芒者;赤、白无芒者。同时布种，无芒者收获颇早。"春麦，"似小麦，皮厚而大，少面。春初种，与小麦同时收获"。［10］可见，庆阳的冬春小麦栽植区域已有扩展，尤其是冬小麦的种植地域增加到附属各县。而董志原所在的"大原"一带，此时已完全成为冬小麦的主产区。在同治回变期间，时人记载道:"庆郡沃壤，尽在大原一带，董志原尤为精华之聚。当贼盘踞时(同治五年九、十月间)，麦俱播种。已内府藏之其余各处，仅抵董志原三分之一。"第二年麦熟，大原地区的小麦被回军"尽行收割"，困守在堡寨中的当地居民只能在回军去后，"收拾遗穗，苟延残喘而已"，到了冬季，"乡堡室皆悬罄，城中绝粜，遂至升米数千钱亦无处觅买，树皮草根，掘食殆尽，饿殍横尸遍野"。［11］冬小麦绝收，其他粮食难以补给、填充，粮荒就成了比兵燹更加可怕的灾难。这说明冬小麦在当时已成为川塬农耕区的主要粮食种类。以致民国庆阳县志载:"庆地皆宜麦，唯白豹、二将、三道等川稍逊。"［12］就反映了这一实况。

2．糜、谷的种植

在明清庆阳的方志中，对糜子的称呼不一，有的称为"黍"，有的称为"稷"，去皮后称黄米，品种有红糜、黄糜、黑糜和黏糜等数种。如嘉靖《庆阳府志》把黍分为"黄、白、红、青、黎、软，凡六种"［13］。顺治府志合称黍稷，种类与嘉靖府志分法一致［14］。乾隆府志因之［15］。宁州黍有"数种"［16］。正宁也有种植［17］。环县所种称为"糜子"［18］。合水称为黍、稷［19］。而镇原县志记载最为详细:"黍苗似粟而低小，结子成枝而殊散，粒似粟而稍大，光滑，有黏、不黏二种。俗通呼糜粢。不黏者炊饭，俗呼黄米饭。黏者酿酒或作糕，俗呼黏糕。此谷南方所无。"［20］谷子，又名粟，明清各地记载名称也不一样，有的称为"粱"，有的称为"黍"。嘉靖《庆阳府志》称"粱"，分为"黄、白、青、红、龙爪、羊角、蜡烛、芝麻、长角，凡九种"［21］。顺治、乾隆府志皆因之。宁州称粟谷，有"十数种"［22］。正宁也有种植，称为粟米、粱米［23］。环县所种称为"粟谷"［24］。合水称为粱米、粟米［25］。镇原县志有称"粱"者:"邑有青白及狼尾等种，实秆竹根，作粥俱美。"有称"谷"者:"有黄、白、麻、沙诸色，俗通呼谷子。其米为小米，不黏者炊饭，黏者酿酒，名为酒谷。"［26］糜子和谷子属于耐旱作物，生长期短，适宜于在干旱地区生长。在上古时期，它们曾是庆阳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民间用来酿酒的主要原料。而在明清时期则成为当地的重要的副食品种，主要用以酿酒或作为辅助、补充主要粮食作物的杂粮。这表明糜、谷在种植区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

3．大麦、荞麦、燕麦的种植

大麦、荞麦、燕麦在明清庆阳地区干旱、高寒地带有广泛的种植，和小麦、糜子、谷子相比，种植面积比较小，但在居民的生活食粮中也占有一定的份额。比较富裕的农家把它们作为牲畜饲料，生活贫困的农家则作为糊口食粮。其中，大麦的种植区域较广，在前述冬春小麦的种植区域，同时都有大麦栽植的记载。大麦多长芒，麦粒长，皮厚。镇原县志中误将大麦当作青稞，并说:"多芒"，"熟时并舂去皮，可以代米，可以磨面"。［27］大麦、青稞都可舂皮代米、磨面，渍水发芽为糖、酒之原料，但二者并不是同一品种。荞麦，嘉靖庆阳府志分为"甜、苦、大棱、小棱，凡四种"。顺治府志记载相同。乾隆府志称为莜麦［28］。宁州、正宁称"荞麦"。环县、合水称"莜麦(或作荞麦)"。镇原县志载，荞麦"实有三棱，老则乌黑。一名乌麦，作面食。其法不一，蒸使气馏，烈日中暴，令开口，春取仁作饭，优佳。又有南荞麦……稍大似豆，面亦同。又有一种苦荞麦，可饲猪，人食必蒸使气馏，滴去黄汁，乃可作饵备荒"［29］。至于燕麦，乾隆庆阳府志已有"燕麦"记载［30］。宁州称"炎麦"、环县称"雁麦"、合水称"燕麦"，均有种植。镇原也栽种，"俗呼燕麦，又名油麦，去芒炒熟作麨食(炒面)"［31］。可知，它们对乡野村农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副食与口粮。

4．水稻的种植

水稻栽植对地理环境的选择比较严格，对温度与湿度要求较高，而庆阳各地气候干旱，雨量不足，故水稻种植不广。只有水利灌溉条件比较便利的一些河谷地区，有零星种植。明清以来见于庆阳方志记载的，大概只有镇原茹河河谷与宁县南北川沟涧区等狭小地带有过小面积的水稻种植。嘉庆镇原县志称，县境有栽种:"稻，有黏者，宜酿。"［32］道光镇原县志则记道:"邑中稻田不知用粪，但恃县河浊水灌溉，舂米少而味薄。逊于南方之米。"［33］民国镇原县志载:"县之西川有种之者，性黏，与糯米相似。"粳米，"邑素有香米一种，今少"。［34］庆阳县"旧无种者，自川人来庆，始种之，甚美"［35］。可知庆阳县种稻米，是光绪前期才有的事。宁县也有栽种:"稻，俗名白米，不黏;其黏者名糯米。南北川沟涧中有之，质佳。出粮无多。"［36］今天的水稻种植则主要集中在合水太白、华池林镇一带的葫芦河河谷地带很小的区域里，一直未能推广。

5．豆类的种植

豆类在居民生活中作用很大，既可以作为食粮和制造副食的原料，如通过深加工后制成豆粉、豆油、豆腐、粉条等，成为农民主要的家庭副业;又可以作为饲料喂养骡、马、驴，以增强其体力。由于其用途广泛，抗干旱和抗寒能力强，因此在庆阳各地种植十分普遍。嘉靖《庆阳府志》将豆类分为"黑、黄、青、白、菉、红、豇、扁、小豌、羊眼、鸡头、滚罗、带刀、角、圆、大、小，凡十七种"［37］。顺治府志所记与前同［38］。乾隆府志分为:黑豆、黄豆、青豆、白豆、菉豆、红豆、豇豆、扁豆、小豌豆、羊眼豆、鸡头豆、滚罗豆、带刀豆、角豆、圆豆、龙爪豆、大豆、小豆等18个品种［39］。宁县豆类有莞、扁、大、小、红、黑、黄、白、绿诸种［40］。正宁有豌豆、青豆、黑豆、扁豆、白豆、小豆、豇豆、绿豆、红豆等几种［41］。环县有莞豆、白豆、黑豆、扁豆［42］。合水有豌豆(俗作莞豆)、黑豆、白豆、绿豆、小豆(五色)、豇豆、龙爪豆等［43］。镇原嘉庆时有扁豆、菉豆、小豆，而豆子有黑、白、绿、黄、羊眼、鸡头数种［44］。镇原《辑志》载，道光时，有大豆分为"黑、白、黄、褐、青、斑数色"，小豆"有赤、黄、白三种"，豌豆"有大小二种，大者如杏仁，小者良"，藊豆(扁豆)"一名邠豆，莳同豌豆"，蚕豆"茎方中空，叶状如匙头，实似蚕形"，菉豆(绿豆)"可作粥饭，磨为面澄滤取粉，可作饵、顿糕。生芽充蔬为菜中佳品"，虹豆(疑为豇豆)"一种蔓长，一种蔓短。嫩时充菜，老则收子。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多，为豆中上品"，刀豆"荚形如刀，故名。嫩时煮酱、蜜煎皆佳。同猪鸡肉煮食尤美。老则收子"，黎豆子"虎豆也，一名狸豆子，作狸首，文黑色，故名"。［45］可见，明清时期，庆阳的豆类品种已经非常丰富了。

6．高粱的种植

高粱在庆阳地方志中名称不一，有的称蜀秫，有的称黍。乾隆《庆阳府志》称"蜀秫"［46］。环县也称蜀秫［47］。合水称高粱(俗名稻粱)［48］。镇原称黍，道光县志载:"俗呼高粱，一名蜀黍。可济荒养畜，梢可作帚，茎可织箔席、编篱、供爨。"高粱既可作为饲料，又可作酿酒原料，也是可食用的杂粮。上述记载表明，清代庆阳各地种植高粱已经比较普遍。

7．油料作物的种植

明清时期庆阳的油料作物主要有胡麻、麻子、菜子、芝麻和荏子。嘉靖《平凉府志》载，镇原有"胡麻、麻(俱作油)"［49］。嘉靖庆阳府志所载有:"芝麻(赤、白，凡二种)，麻子(大、小、荜、胡，凡四种)，荏子(黑、白，凡二种)。"［50］顺治、乾隆府志所记与此同。清代前期，宁县油料作物有"芝麻、麻子、荏子、荜麻"［51］，正宁有"胡麻、芝麻、荏、麻子"［52］，环县有"胡麻、麻子"［53］，合水有"麻子"［54］，镇原有麻子，又称麻苴。"麻苴，大麻也，俗呼麻子，有二种，子俱莩生。一名油麻，叶大茎歧，子多油而皮不堪用，邑中惟以榨油，名麻子油;一名火麻，秆高叶狭长，子少油，七月刈之，较油麻早收二三月，皮可织布，茎可为烛心。"有胡麻，胡麻除子可榨油外，"皮可为布，可作口袋"，"麻枯饼荒岁人亦食之，可养鱼，饲牛，兼肥田"。芝麻和荏子也有种植。另有菜子，"茎叶俱似蔓菁，秋种春起苔，花黄，子似菘子，油甚美，俗呼菜油，根甘甜，贫民取以度荒。油可涂疮。枯饼可肥田"［55］。这是清代前期庆阳关于菜子种植最详细的记载，说明当时菜子种植面积和产量都还较小。可知，由于地理环境与种植习惯的影响，这些油料作物在庆阳各地尚未形成种植规模，也没有比较大的经济效益。

8．蔬菜的种植

明清时期，庆阳百姓所食用的蔬菜品种较为繁多。明代蔬菜有瓜类，分为王瓜、黄瓜、甜瓜、稍瓜、东瓜、西瓜、金丝瓜、醋筒瓜、苦瓜，凡九种;有芥、葱(分大、小、羊角，凡三种)、韭、薤、蒜(分大、小，凡二种)类蔬菜;有苋、芹、葫芦、长瓠、萝卜(分胡、白、红，凡三种)、白菜、蔓菁、茄子(黑、白二种)、茼蒿、胡荽、菠棱、莙荙、苦苣、莴苣、甘露子、笔头菜、木耳、笋、沙葱等普通蔬菜［56］。镇原蔬菜分为:葱(有枝头生连枝，子如蒜者，号龙葱，倍辛辣)、韭、薤、蒜(大而蓺与家者为葫;野生者为蒜)、莱菔(俗曰萝卜，有水、有白、有黄)、蔓菁(秋种蔬，春食;夏收子作油)、白菜、瓠、茄、莴苣、莙荙、苦菜、黄瓜、丝瓜、菜瓜、甜瓜、西瓜［57］。清代前期，庆阳蔬类有瓜类(分为王、甜、稍、东、西、金、丝、醋筒、苦、窝，凡十种)、葱(大、小、羊角，凡三种)、韭、薤、蒜(大、小，凡二种)、马齿苋、灰、苋、芹、葫芦、长瓠、萝卜(胡、白、红，凡三种)、白菜、蔓菁、茄子(黑、白二种)、茼蒿、胡荽、菠棱、莙荙、苦苣、甘露子、笔头菜、木耳、沙葱、荠、芥菜、蘑菇(色黑有蜂窝，俗名羊肚，春季土旺，有雨生，无雨不生)、圆根(似罗卜而圆，味甘)［58］。宁州、正宁、环县、合水蔬菜品种大体不出府志所记的范围。镇原除有上述蔬菜中的大部分之外，新增的有山药、鸡头等，还将野生蔬类专门予以介绍，有黄花菜、邪蒿菜、苋菜、辣米菜、荠菜、苦菜、秦荻藜、灰蓧、鸡腿根、仙人杖、长寿果、中馗帽、蘑菇、地耳等［59］。

9．水果的种植与品种

明代嘉靖《庆阳府志》所记载的水果种类较多，有梨、桃(水桃)、杏、李(红、黄二种)、枣(大、小、羊矢，凡三种)、林檎、沙果、楸子、海红、樱桃、核桃、银杏、榛棠球、石榴、葡萄、木瓜［60］。镇原县有桃、杏、梨、枣、核桃、楸、林檎、葡萄［61］。到了清代中期，见于方志记载的果类品种有所增加，大概是记录较为详细的缘故。其种类共有梨、桃(水桃)、杏、李(红、黄二种)、枣(小、大、羊矢，凡三种)、林檎、沙果、楸子、花红、樱桃、榛子、棠球、葡萄、木瓜、柰子、石榴、山桃、来禽、柚子、核桃［62］，等等。宁州、环县、正宁、合水志所载的水果品种大体不出府志所记的范围，但有的多记载"苹果"一种，宁州称为"平果"［63］，环县称为"苹果"［64］，正宁多了文官果(文冠果)和苹菠果［65］，镇原多出了柿子，也有柰。而"柰与林檎、楸子一类三种，柰实似林檎而大。西土最多，俗作苹果"［66］。总之，这些被称为"平果"、"苹果"、"苹菠果"、"柰"的果类，加上府志称为"柰子"的水果，就是中国苹果④的原生种群之一。与今天广为栽种的西洋苹果，虽为同科同属，但不是同一个品种。若算上沙果类的林檎、花红和海棠类的楸子、海红、柰子等品种，则知中国苹果原生品系，明清时期在庆阳已有广泛的栽植。

二、农作物新品种的引种与推广

新品种的引入及新的作物种植制度的形成是作物生理特征与生态环境多重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在玉米、马铃薯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北方依托小麦、谷子、豆类等，南方依托水稻、小麦、谷子等作物已形成了完整的农作物种植制度。玉米等品种作为外来作物在同传统作物的竞争中，不仅需要环境适应与文化认同，而且更需要种植空间，以融入传统作物轮作系统。因此，以玉米为核心的农业种植制度，一方面形成以山区为优势的土地利用形式;另一方则通过产量优势取代了谷子等作物的种植空间，加入到传统作物轮作系统中。位于西北地区东部的庆阳从新品种引入到形成与传统作物相适应的轮作系统，也经历了环境调适与文化认同的变迁。

1．玉米的引种

玉米起源于南美洲，7000年前美洲的印第安人已开始种植玉米。哥伦布(1451-1506年)发现新大陆后，把玉米带到了西班牙，随着世界航海业的发展，玉米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大约16世纪中期玉米传入中国，大规模推广则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也就是乾隆中期到道光年间［67］。这一阶段也是玉米在中国实现环境适应并建立种植制度的重要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对玉米传入中国的路径，学界形成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等三条途径说［68］。最近，有人在肯定三条传播路径并存说的前提下，指出经由东南海路一线完成的传播空间在国内应占主导地位，且无论经由哪条路径，以移民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流动是推动玉米在中国境内传播的主要动力［69］。明清时期，玉米在甘肃一些州县的引种，被认为属于"西北传播路径"。其时，玉米被称为"番麦"、"西天麦"、"玉蜀黍"、"回回大麦"、"包谷"、"玉蜀麦"、"番米"、"先麦"、"籼麦"、"西麦"、"珍珠米"［70］等等。玉米传入陇东是在明朝时期，平凉府华亭县在嘉靖时期就有玉米种植的记载:"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开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71］

这不仅是中国境内种植玉米的最早记载之一，也是西北陆路说的主要依据。《肃镇志》将玉米称为"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他麦，又名西天麦"［72］。这两处记述玉米种植的方志均属甘肃，而位于西北陆路入口处的新疆却没有留下这样的记载，这就使我们很难判断在甘肃出现的玉米究竟是通过新疆即丝绸之路传入的呢，还是经由国内其他路径传播的结果?不过，玉米并没有在甘肃大面积推广，清朝道光以前也只有个别地方种植玉米。在庆阳也是如此。乾隆前期，赵本植编纂的《庆阳府志》记载有"番谷"［73］，同时期高观鲤所撰《环县志》也有"番谷"之名［74］。但"番谷"不是玉米。有"番谷"词条解释说:"一名西番谷，粟米之类，来自西番。"［75］那庆阳种植玉米，就是嘉庆时期的事情了。当时，镇原有玉米种植的清晰记录。嘉庆十五年前后成书，由张辉祖所辑补的镇原县志载有"玉黍"条:"俗名玉麦，一名包谷。苗似蜀黍而肥矮，苞上出白须，久则苞拆子出。有红、黄、白诸色，可炒食、可煮食、可舂米蒸食、可磨面烙食。"［76］外来农作物传入新的地方，起先并不为人们重视，它要在最先传入地完成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形成与当地自然条件吻合的品种与种植规模，然后才能进入新的传播途程。因此，到民国时期，玉米在庆阳的种植范围开始扩展。民国二十年成书的《庆阳县志》载有"玉蜀黍"条:"俗名玉麦，亦曰包谷。茎直立，高六七尺;叶状如箭镞而大，有平行脉;花单性雄花，生于项端，雌花生于叶腋;其实有黄、白、红各色，密列成行，以巨苞裹之，其端有紫毛如丝。俗有包谷、玉米珍、珠米等名。"［77］民国《重修宁县志》也载有"玉蜀黍"条:"通名包谷，又名御麦，出西番以其曾经进御，故名。性平，可作饭。"［78］可见，此时玉米已在庆阳的镇原县、庆阳县、宁县几个大县均有栽种。这说明晚清到民国以后，玉米逐渐在庆阳各地推广开了。

2．马铃薯的种植

乾隆时期的甘肃就有马铃薯种植的记载，如中卫宣和堡试种取得成功，乾隆中卫知县黄恩锡有诗:"山药初栽历几年，培成蔬品味清鲜。从此不必矜淮产，种遍宣和百亩田。"［79］当时，人们并没有把马铃薯当作食粮引种，而是作为蔬菜引植。一些地方志就把马铃薯记载在"蔬类"里。庆阳马铃薯的大量引植是在光绪前期。据庆阳县志载:"洋芋，有紫、白二种，地下茎，多肉供食。叶柄肥大，色绿者为青芋，色红紫者为紫芋。……形圆皮黄肉白，大者如拳。庆地自蜀人来后，所产极丰。"［80］而四川人大量移入庆阳，则是光绪十一年四川铜梁人陈昌任安化知县以后才发生的事。陈昌在任时曾"招徕蜀氓垦荒"［81］。宁县在民国时有种植:"羊芋，一名土卵，形圆皮黄肉白，春种秋熟。"［82］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在两处地方有记载。在"物产志"中记道:"羊芋，形圆皮黄肉白，有大如拳者。"［83］在"民生志?饮食"中又记道:"一名马铃薯。镇原所产不及华亭。……民国十五年以后，甘肃岁大饥，穷民赖洋芋以延残喘者，不知几何人矣。"［84］可知，清末到民国之间，庆阳的几个人口大县，都有了马铃薯的大量栽种。玉米、马铃薯引种量的逐步增加，显然会改变当地原有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不过，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玉米、马铃薯在庆阳和甘肃的大面积推广是在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则成为甘肃主要的农作物之一，民国以来，在一些地方，玉米、马铃薯的产量甚至超过了传统农作物，而成为农村的主要粮产和渡荒救命之食。

3．棉花的栽植

清代前期甘肃种植棉花的有西和［85］、两当［86］、伏羌［87］、皋兰"东岗镇、陈官营、一条城皆有之"［88］，文县"近西蜀，尤宜棉"［89］。靖远"棉花至道光年始试种"，"新产棉花，色白丝长，以之织布，光泽细密"。［90］可见，清朝前期甘肃棉花种植范围十分有限。未见清朝前期庆阳有植棉的记载。同治、光绪时期清政府平定了西北回民事变后，左宗棠开始在黄河上游区域推广植棉，"文襄公认为只要向阳肥暖之地，培种得法，必能获利。于是他又编印《棉书》和《种棉十要》，普遍介绍。……同治十二年，文襄公赴肃州，路过山丹、抚彝、东乐各处，见到田间已有种棉的，白花累累，恰值成熟，他停车和父老谈话，都认(为)利益不下种罂粟，很为高兴。而宁州和正宁两处，经地方官劝教兼施，民间对于种棉一事，也着实踊跃，由文襄公奏准奖励"［91］。在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左宗棠要求朝廷褒奖署宁州知州杨大年、署正宁知县黄绍薪，称这俩人"于奉檄禁种罂粟、改种草棉一条，尤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并远购棉种，栽莳成秧，分布民间，因时树艺，又购觅纺车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已有成效"［92］。说明由于陇东地方各级官吏得力，这一带曾是禁种罂粟、倡种草棉政策推行较好的地区。

三、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庆阳在巩固和扩大传统农作物种植的同时，又引种和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不断完善农作物种植结构。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在庆阳传统农作物种植结构中的比重显著提高，种植区域扩大，其中董志原是冬小麦的主产区;糜子、谷子等适应性强的耐旱作物，在明清时期成为当地的重要的副食品种，主要用以酿酒或作为主要杂粮，在种植区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大麦、荞麦、燕麦、高粱、豆类对乡野村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副食与口粮，种植较广，水稻则因对生长条件要求苛刻而无法在干旱的庆阳大地推广;油料作物、蔬菜、水果等与老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作物品种，在明清时期种植也比较广泛。玉米、马铃薯和棉花等新的农作物品种，清代中后期在庆阳的引种与推广，促进了当地原有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为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活力，也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充分发育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