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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论文:财政对消费影响实证研究

来源: 2017-09-25 00:01

 随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扩散和蔓延,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更趋复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2009年我国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大决策。该政策强调协调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减税增支与增收节支、财政调控与市场机制四个方面的关系。要判断以政府财政支出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效,核心是要理清我国财政支出与民间需求之间的真实关系。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居民消费占全部消费的 80%左右,因此本文重点就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影响作实证研究。

一、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多条渠道对居民的消费需求产生影响。

( 一) 财政政策、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

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最直接的传导路径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一思路最早出现在凯恩斯的通论中。他在书中提出了绝对收入理论,指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增加总需求,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居民的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提高,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使居民的消费增加。财政政策通过可支配收入路径影响居民消费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居民消费受当期收入增加的影响。在凯恩斯之后,大量的研究围绕这两方面进行,目前形成的基本结论是: 短期内财政政策能够有效拉动经济; 当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随着消费者群体的变化而变化,居民消费并不完全受当期收入的影响。

( 二) 财政政策、居民预期、居民消费

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居民的预期。财政政策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发生变化,这种预期变化就会引起居民消费的变动。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为之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莫迪利安尼认为,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在做决策时具有前瞻性行为特征,他会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安排一生的收入和消费,使其一生中的收入与消费相等。因此,消费者的当期消费不仅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而且和消费者的年龄大小、目前拥有的资产、对于以后收入的预期等因素都有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而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大量学者从预期角度对居民的消费进行了研究。龙志和等认为,当由政府承担的长期消费支出消除之后,居民的理性选择就是用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而居民的消费会下降。樊潇彦等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比以往时期大为增加,城镇居民家庭耐用品的消费常常会受收入风险、寿命预期、流动性约束以及其他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会导致城镇居民家庭耐用品的跨期替代弹性和消费行为的变化。

财政支出通过预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生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挤入效应,政府的某些支出会使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增加或者支出减少,这样人们就会增加消费; 另一方面是挤出效应,政府提供了某些商品后,可能使人们不再去购买此类物品,从而减少消费。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两种效应都获得了数据的支持。谢建国、陈漓高指出在短期内我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马栓友等则认为财政支出与社会总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重要作用。李广众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对全国、城镇以及农村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石柱鲜等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认为从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划分来看,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上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均是挤出的; 政府投资支出则是挤入的。从政府支出的功能性质划分来看,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上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 只有其他项目支出在长期上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在短期上是挤入的。李永友、丛树海在基于居民最优决策行为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加总社会消费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经验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不仅没有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反而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刘宛晨等对我国财政支出的消费传导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总体上存在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明显。

二、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国家,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处于不同的消费外部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对财政政策敏感度不一致,因而有必要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建立相应的消费函数模型。

(一)以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为对象的实证分析

1. 变量的选择、数据收集和模型设定选取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财政支出、城镇居民服务项目支出变化率和反映收入不确定性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起初,我们考虑用失业率来反映居民对经济的预期,但由于我国对就业率的定义及统计很不完善,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统计数据可信度有限,故选用虚拟变量。数据方面,考虑到国有经济长期在我国占主导地位,且近年来下岗职工占失业大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选择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率的变化情况来定义虚拟变量。选择的样本区间为 1978-2010 年,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1。其中,Ct、Yt和 GOVt以 1978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对该变量剔除价格影响得到以1978 年价格计算的实际值; Rt将统计资料中城镇居民消费者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开支三项相加,算出城镇居民用于服务项目支出每年的增长率来度量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 Di为虚拟变量,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正或为 0 时,D = 0; 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负时,D = 1( 见表1)。建立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如下:Ct= α0+ α1Yt+ α2GOVt+ α3Rt+ α4Di+ ut

2. 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对时间序列 Ct、Yt和 GOVt分别执行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时间序列数据均满足平稳性假设。对模型应用 OLS 估计,得出回归结果( 见表2)。根据回归结果,得到如下回归方程:Ct= - 46. 27 + 0. 79 Yt+ 0. 09GOVt- 0. 027 Rt- 18. 43 Dt(- 2. 25) (3. 67) (1. 82) (- 2. 34) (- 1. 89)AR2= 0. 976 F = 38. 57 D. W = 1. 965从回归结果看,可决系数 AR2= 0. 976,表明回归方程与样本观测值的拟合优度水平较高;F = 38. 57> F0. 05( 4,27 ) = 2. 73,表明回归方程整体显著; D. W. = 1. 965 检验表明,回归方程随机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常数项 C 和解释变量 Yt、GOVt、Rt 和 Di的 t 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 t0. 025( 27 ) = 1. 703,表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Ct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显著。

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变量

Yt系数为正,说明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 个单位,消费会上升 0. 79 个单位。同时 Yt系数在各变量中绝对值最大,说明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本回归模型下最显著。

(2) 变量

GOVt系数为正,说明国家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但 0. 09 的系数远小于 Yt的系数 0. 79,表明国家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当期影响有限。    

 (3) 变量

Rt系数为负,说明支出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服务项目支出增长率每增加 1 个单位,则消费将下降 0. 027 个单位。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城镇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的家庭往往会节衣缩食,降低消费信心,产生很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压缩当前的消费。

(4) 虚拟变量    

 Di 较好地回应了现实,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系数 - 18. 43说明这种负面影响比较大。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居民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强,人们收入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为了保证失业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消费者就会减少当期的消费,进行储蓄。此外,收入不确定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使人们消费更加谨慎。

( 二) 以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为对象的实证分析

1. 变量选择、数据收集与模型设定

我们选取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国家财政支出、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农村居民服务项目支出变化率和反映收入预期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由于考察对象是农村居民,因此不能继续以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率的变化来反映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而改用消费收入弹性来反映对农村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在同样的收入变动情况下,消费收入弹性越大,表明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越乐观,因为只有当他们预期到未来有更高的收入,他们才会增加当期消费。选择的样本区间为 1978-2008 年,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9-2009。其中,Ct、FYt和 GOVt以 1978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对该变量剔除价格影响得到以1978 年价格计算的实际值; FRt将统计资料中农村居民消费者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开支三项相加,算出农村居民用于服务项目支出每年的增长率来度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 Di为虚拟变量,消费收入弹性小于等于 1 时令 Di等于 1,反之等于 0( 见表3)。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Ct= β0+ β1FYt+ β2GOVt+ β3FRt+ β4Di+ ut

2. 模型估计结果

建议模型之前,对 Ct和 FYt进行了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对模型进行 OLS 回归,得到回归结果( 见表4)。得到回归方程为:Ct= - 6. 27 + 0. 914FYt+ 0. 089GOVt- 0. 019F Rt- 14. 38 Di(12. 09)(- 10. 85) (3. 87) (2. 84) (2. 24)AR2= 0. 984 F = 27. 386 D. W = 2. 056从回归结果看,可决系数 AR2= 0. 984,表明回归方程与样本观测值的拟合优度水平较高;F = 27. 386> F0. 05( 4,27 ) = 2. 73,表明回归方程整体显著; D. W = 2. 056,表明回归方程随机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常数项 C 和解释变量 FYt、GOVt、FRt和 Di的 t 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 t0. 025( 27 ) = 1. 703,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Ct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显著。

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变量

FYt系数为正,说明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则消费会上升0. 914单位。同时 FYt系数在各变量中绝对值最大,说明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本回归模型下最显著。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村居民首要的收入来源,但是近年来其比重较其他三类收入( 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呈下降趋势。市场化、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促使非农产业收入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外出务工所得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扩大的外生支撑点。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则对国家的"三农"相关利好政策具有较强的敏感度。该事实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农村居民的收入波动和支出决策与城镇居民部分趋同,不利于形成农村家庭在国内市场中相对独立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这从侧面表明,片面强调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值的增长有失偏颇,应当给予收入构成变动足够的重视。

(2) 变量

GOVt的系数为正,说明国家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但0. 089的系数远小于 FYt的系数的绝对值0. 914,表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速和增幅虽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效应有限。

(3) 变量

FRt系数为负,说明支出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服务项目支出增长率每增加 1 个单位,则消费将下降 0. 019个单位。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村居民进行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压缩当前的消费。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国家财政预算与国债资金的投放可以考虑农民直接受益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项目。

(4) 虚拟变量

Di - 14. 38的系数说明农民消费比较易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从现实看,农民承受着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和不可抗灾害的自然风险,收入不确定性较大,当期消费比较谨慎。此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变动性强,消费需求同样受到约束。

三、结论及建议

( 一 ) 结论

根据居民消费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支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水平、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根据各回归系数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税收和政府的财政政策; 政府财政支出系数不到0. 1,表明国家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效应仍有限,应不断提升财政政策对拉动消费需求的效果。

1. 与预期收入、支出相比,居民收入对消费支出的正面影响最大,这说明增加居民当期收入能够有效地拉动居民消费。从不同人群的消费倾向看,农村居民当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镇居民,这符合经济学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也表明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内需、提高国内消费总水平的重要途径。

2. 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支出不确定因素、失业率变化等收入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为负,说明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优化居民的预期,人们不愿意消费的重要原因是对于未来的支出和收入没有良好预期。国家要鼓励居民消费,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优化居民预期。

3. 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财政支出效应的发挥存在时间滞后,模型中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 二) 建议

1. 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目前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方面就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缩小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首先,对于勤劳致富、才能致富,政府应以鼓励为主,再进行微调。对于要素占有和机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异,政策上应适当调节,但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保护首创精神。对于由于体制改革滞后及潜规则所造成的不合理收入差异,我们应该在遏制这种差异的同时,配以必要的再分配调节; 对于违法乱纪的"黑色收入",必须坚决打击、罚没,同时加强法治,清除违法乱纪、腐败行径滋生的土壤与条件。其次,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计征方法,减少中低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再次,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财税扶持政策,继续提高城镇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优抚人员抚恤标准、低保群众的财政补助水平,努力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 另外,政府应当引导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向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调整,使农村居民能够分享国家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成果,要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和财产性收入,加大政府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 同时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成,从根本上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收入。

2. 增加财政支出,尤其是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政府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采用税收政策使房产市场合理发展; 改革现行的医疗制度,扩大保险覆盖范围,使百姓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大高等教育阶段贫困生学费的保障工作,促进教育发展。

3.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减少失业,增强居民信心。政府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社会总需求,提高总供给,促使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增长。要按照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加快推进第三产业改革,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准入制度,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国有资产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限制大型企业的垄断权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指导中小企业向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方向发展,为劳动者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提供便利。要加大农村财政投入力度,发展农村基础产业,增加农村劳动者就业。通过以上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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