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国债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债是政府按照一定的时间表向法定的债权持有者支付利息和分期偿还债务的一种法律义务（布坎南，1958）。早期经济学家认为，国债风险和税收等政府其他筹集资金方式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国债风险就是宏观经济风险。凯恩斯主义诞生后，国债规模逐年扩大，人们认识到国债兼有融资和金融的双重特性，财政无力还本付息的国债信用风险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大幅下降，赤字高悬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甚至由A+降为C,债务信用风险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国债风险既包括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又包括国债的信用风险。 
　　一、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综述 
　　早期人们对于国债的认识并不全面，要么只承认有风险，要么只承认有宏观经济效益，直到上世纪中后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发行国债的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争论的焦点转向是风险大于收益还是收益大于风险。 
　　1、古典经济学对国债的批判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表达出对国债的系统批判：第一，国家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不会积攒积蓄以备不测造成的，偿还时会使人民蒙受损失。第二，政府举债是把国家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抽出来用于非生产性的开支，这样会削弱生产性资本的积累。第三，国家债务不断增加，使未来还本付息负担加重，损害人民储蓄能力，影响生产。 
　　2、凯恩斯主义的国债思想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背景下诞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需要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社会有效需求。而赤字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和货币，但发行货币往往会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凯恩斯主义的综合观点认为：第一，实现充分就业则必须依靠政府支出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第二，国债支出用途是增加投资和消费，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可以更大幅度的创造国民收入，增加就业人数。 
　　3、理性预期学派的国债思想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涨"现象为当时的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因而在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反凯恩斯主义倾向。以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对于既定规模的政府支出，政府采用征税方式与采用发行国债的融资方式是等价的，国债在短期内无效，长期内无害。并试图通过拉姆齐(1928)的无限期界模型以及巴罗对该模型的修正来证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该模型假定消费者有为子女留遗产的利他动机，人们不但能从自身消费获得效用，还能够从子女消费中获得满足。在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过一次性征税还是发行国债对资源配置都没有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无效。 
　　4、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债思想 
　　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延续了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的假定，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并为其提供微观基础。该学派将代际交叠模型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债的长期经济效应，对理性预期学派予以回应。布兰查德和费希尔将死亡概率的假设运用到代际交叠模型中，建立起连续时间的代际交叠模型。他认为拉姆齐模型不过是随机死亡概率为0时的一个特例，有限期界是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的最主要原因。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如果经济系统存在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动态无效，国债政策是能促进社会福利的。 
　　根据西方国债有关理论，国内众多学者对于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展开研究，如谢建国、陈漓高(2002)则认为在乘数效应作用下，通过举债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带动居民消费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跨期替代的居民消费模型显示短期内举债增支可以起到增加总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长期则会完全挤占居民的消费支出。郭宏宇、吕风勇(2006)通过实证分析我国1985-2002年间的数据，发现我国居民将国债视为财富，因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若将其视为未来的税收，则会出现金融挤出效应，且居民对国债的态度与国债存量相关。曾康霖(2001)认为在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不得不向国有企业及政府投资倾斜，这会挫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会产生挤出效应。 
　　发行国债是否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综合各学派的观点不难发现，发行国债对宏观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如发行国债规模过大则会造成私人资本挤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影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国债发行规模如果过于保守，发行规模过小则在短期不能实现扩大需求、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在长期不能够集中社会闲置资本、促进社会资本积累，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国债的发行存在着一个最优国债规模。这个最优规模与人们对待国债的态度相关，与现行的财政制度相关，这可以视为是政府发行国债的需求。 
　　二、国债信用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国债是一种债务，就可能产生偿债风险，即国债的违约风险。如Barro（1976）认为，如果政府发行国债的规模，即国债余额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那么就会出现持续的赤字，就会引发通胀，进而使得政府未来的课税能力变得越来越糟。Jha (2001)延续Barro提出的约束条件，在明确政府名义预算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讨论了国债实际利率与GDP增长率出现不同速度时候国债的具体政策。 
　　国内有关国债信用风险的研究则偏重于判断当前我国国债规模下信用风险是否可控，如刘立峰(1999)研究发现，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从经济总量或金融总规模的角度来看，其规模并不算大；但若从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则相当巨大，从而得出我国政府发行国债的特点是应债能力强，偿债能力弱的特点。魏陆(2001)利用我国国债的动态变化方程，分析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变化，并预测了我国国债规模的长远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国债负担率增长过快，国债规模发展不可持续。而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才(2003)根据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利用协整方法，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的动态可持续性，得出我国财政赤字政策可持续的结论。 
　　三、评述与总结 
　　从国债风险文献梳理的结果不难发现，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所对应的国债规模，不一定是政府有能力承受的，特别是在经济形势较差的时期，往往在最需要发债的经济危机时期，政府的税收收入也较少，加之，偿还旧债的压力使得政府的承债能力可能会小，即国债的供给能力可能会低于宏观经济对国债的需求。迫于压力或錯误的作出决策超规模发行国债，就会产生违约风险出现主权信用危机。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债的发行规模尚未达到宏观经济效益视角下的最优规模，这也就是说我们有增大国债发行规模的需求。但从国债的供给能力来看，当前我国国债的信用风险已经有所显现。因此，我国政府应当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以实现在保持信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行国债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