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甘肃税收结构对资本和劳动的调节效应分析

 1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表明，一个完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适度的干预与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自发调节，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如市场机制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资源的浪费，难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此时，政府的有效干预对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快速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甘肃省的经济取得了较明显的发展，但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全国，这与甘肃省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分析甘肃省的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以财政政策为分类依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税收的角度分析，Engen和Skinner （1996）通过研究税收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有适度的影响；Mamatzakis （2005）运用脉冲反应函数分析了产出增长与税收的关系，得出最合适的税收组合是重视间接税；李绍荣和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但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不同种类的税收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二类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分析，Barro （1991）运用96个国家在1960-1985年期间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得出经济增长与政府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负相关；郭庆旺（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得出财政总支出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陆国庆等（2014）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关于战略性新型产业创新补贴的绩效，得出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具有外溢效应。第三类是从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来分，Easter和Rebelo（1993）采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Tanzi和Zee（1997）从分配效率、宏观经济平稳和收入分配的角度讨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得出财政政策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张斌（2012）研究了税收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于资本，税收结构和支出结构调整显著影响产出弹性；对于劳动，税收结构调整显著改善产出弹性，但支出结构调整不显著；对于经济总产出，税收结构调整的影响显著，支出结构调整的影响微弱；舒锐（2013）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的影响，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却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以上研究表明，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但是多数研究以国家和省际层面为研究对象，对于单个省份的研究还很少。我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差别很大，这取决于地方资源和政府的政策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甘肃省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将税收结构作为调节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性税收政策通过调节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2甘肃省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 
　　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1980年，我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这意味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权，从而逐渐增强了地方财政的财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 
　　21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有力调控，其中作为财政政策主要工具之一的税收政策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通过对甘肃省1985-2014年经济增长与税收关系的分析（如图1所示），发现甘肃省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阶段：1985-1994年，甘肃省的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都比较缓慢；第二阶段：1994-2014年，甘肃省的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经历了较快的发展。 
　　22甘肃省税收结构的特点 
　　随着税制改革和甘肃省经济发展，甘肃省的税收结构形成了其独有的特点。根据税负是否易于转嫁的特点，将税收分为间接税和直接税，其中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产品税、资源税和城市建设维护税，直接税为总税收扣除间接税后的其余税收。通过对甘肃省1985-2014年的税收结构分析，如图2所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阶段：1985-1994年，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全部来源，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大于100%；间接税收远远高于直接税收，间接税收与直接税收之比为3∶1；第二阶段：1994-2014年，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保持在30%～40%；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差距缩小，两者之比为2∶1；第三阶段：税收始终以间接税为主。 
　　3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31模型建立 
　　罗默（Romer，2000） 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要素（包括经济制度的变迁） 的贡献，经济的短期增长则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而在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条件下，经济增长则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决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越高，经济的产出总量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税收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手段，因此，税收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以及经济的规模来最终实现经济总产出的变动，即税收政策作為生产要素对经济产出影响的调节变量，我们将根据这一思路，来建立反映税收结构对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影响作用的生产函数，用来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生产函数如下：32指标选择和数据选取 

　　根据模型（2），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时段为1985-2014年。其中以甘肃省的GDP来度量经济总产出，并使用GDP平减指数对该指标进行了以1978年价格为基准的平减，记为Y；劳动投入量用甘肃省每年年末从业人员数量表示，记为L；为保持相关变量的一致性，我们使用GDP平减指数对税收指标进行了以1978年价格为基准的平减，间接税记为IT，直接税记为DT，相关数据来源于《2015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33实证分析 
假设一：间接税对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劳动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假设二：直接税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假设三：税收对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劳动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根据假设一和模型（2），笔者建立了如下模型： 
由表1可知，间接税对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不同。对于资本而言，间接税对资本的影响显著，即在1%的水平下间接税显著地提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这主要归结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使得生产者可以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第二，甘肃省的产业结构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导，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投资刺激，因此，间接税收越高，使得政府可以用于更多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对于劳动而言，间接税对劳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1%的水平下，间接税显著地降低了劳动的产出弹性。甘肃省农村人口占比较大，省内从业人员多以农业为主，劳动者面对税负转嫁的压力，若是工资未得到提高，很多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降低，对省内经济的增长具有负作用。 
根据假设二和模型（2），笔者建立了如下模型： 
333税收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通过SPSS软件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得到表3所示结果。 
4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二，甘肃省的直接税收水平较低，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直接税对甘肃省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直接税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收入再分配等作用，但是甘肃省的直接税收水平较低，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反过来，长期形成的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利润水平较低，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使得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收收入來源有限。鉴于此，政府应根据甘肃省的经济发展特点，设定灵活而合理的直接税收比率和税种，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实现甘肃省经济多元化发展。

甘肃省产业结构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长期重工业而轻农业，使得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产能过剩并且生产效率较低。而对农业的投资较低，农业现代化生产普及率低，使得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政府应立足于本省发展现状，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优化税收结构，合理规划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收比率及税种，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引导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刺激产业多元化发展。在如今大力倡导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下，应加快本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产品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甘肃省经济持续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