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本文所论，乃是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西、北、东顶点直抵高要、清远和惠东，大体上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深圳等近30个市、县。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体现出与江南地区的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代，东南沿海的吴、越之民大量迁入，加之在中原文化尤其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先进的青铜器及其制造工艺由北方传入珠江三角洲，促使其社会性质逐渐向奴隶制过渡。秦汉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新起点，秦始皇以谪徙民与越人杂处，实际上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秦置岭南三郡，唯在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南海郡置尉以典之。《水经·＠①水注》云："秦并天下，略定扬、越，设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开南海以适徙民。"汉武帝平南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人的南迁。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加之不少开明的地方官吏对后进的少数民族进行教化，传播封建文明，使珠江三角洲等地进入了封建化的社会阶段。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以及广州造船工场遗址所显示的生产能力，充分表明了其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番禺作为我国南方著名的经济都会，与中原、巴蜀和江南均有道路相通，联系相当密切。这些都为六朝时期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移民作为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动因之一，一般认为，秦始皇时代是一个高潮，而宋代的规模似乎更大。（注：参见何维鼎：《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六朝时期，岭北汉族人民大量迁入该地，充实了其经济开发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六朝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因之，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又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
　　关于移民的解释，笔者比较赞同葛剑雄先生的看法，即：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注：参见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据此，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就其迁入原因和方式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躲避战乱。汉末吴初，中原军阀混战，汝南人程秉、沛郡人薛综先后避乱交州，后二人俱从学刘熙。（注：参见《三国志》卷53《程秉传》、《薛综传》。）而刘熙也是因避乱到交州，"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注：（明）区大任：《百越先贤志》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晋愍帝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注：（晋）黄恭：《交广记》（该书久佚，参见（清）同治《番禺县志》卷20引（明）黄佐《广东通志》）。）按晋代广州之辖境甚广，但从当时主要交通线路分析，江、扬二州之民户南流，很可能大部分进入了珠江三角洲。又《陈书·徐伯阳传》载，东海人徐伯阳，梁大同中为侯官令，因避"侯景之乱"浮海南至广州，依于广州刺史萧勃。吴兴人章华以同样原因游岭南，习业于罗浮山寺，后被广州刺史欧阳ｗěｉ＠②署为南海太守。（注：参见《陈书》卷30《章华传》。）《陈书·袁敬传》亦称："江陵沦覆，流寓岭表。高祖（陈霸先）受禅，敬在广州依欧阳ｗěｉ＠②"。
　　其二是统治者内部斗争。《宋书·褚叔度传》载，桓玄篡晋失败后，其余党逃入岭南，"开山聚众，谋掩广州"，人数自当逾千。《晋书·王机传》载，长沙豪族王机为争做广州刺史，"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晋宋之际，王室多艰，琅邪临沂人王叔之与兄伯之"共将家口逾岭相依"，因爱罗浮丘壑之胜，遂筑室于凤凰洞之南。（注：参见（清）乾隆《博罗县志》卷11。）
　　其三是起义军转战。如晋末卢循起义，"刘裕讨循至晋安（今福州附近），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注：《晋书》卷100《卢循传》。）五年后，卢循越岭北上。刘裕派孙处从海道袭番禺时，其守兵犹有数千。孙处或不至于把数千守兵杀得一干二净，是则有不少留在当地。
　　其四是逃避赋役。《晋书·庾亮传》称："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宋书·徐豁传》云，宋元嘉初，始兴都汉人"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逃入珠江三角洲北部山地俚区的当亦不少。
　　其五是为官。因做官而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汉人，包括广州刺史及郡、县长官等。如吴时吕岱，晋时的王机、陶侃、吴隐之等，刘宋时的刘谦之、宗悫、刘悛等，南齐时的刘敕、王恩、萧季敞等，梁时的乐蔼、萧映、萧勃等，陈时的欧阳ｗěｉ＠②、马靖、陈方庆等，先后担任过广州刺史。为官进入珠江三角洲者，其家小、属吏大多随行。如陈霸先原籍颍川，其祖上在永嘉时南渡，居于昊兴。梁大同中，萧映为广州刺史，陈霸先即以中直兵参军随府之镇。（注：参见《陈书》卷1《高祖本纪上》。）
　　其六是流徙。《三国志·吴书·薛莹传》载，孙皓时，薛莹督万人凿圣ｘī＠③以通江淮，无功罢还，后被追查下狱，徙广州。同书《虞翻传》亦云，会稽人余姚虞翻，曾为吴骑都尉，因触怒孙权被流徙交州，居南海讲学授徒。《宋书·谢景仁传》称，谢纬与其舅范晔谋反，因尚宋文帝女，"免死徙广州"。
　　此外，还有多种情况。如东晋咸和初，葛洪"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趾出丹，求为勾漏令……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注：《晋书》卷72《葛洪传》。）冯融的祖父冯业，"初，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注：《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
　　从上述情形分析，六朝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又出现了四次高潮。一是孙吴时期。汉末因豪强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特别是黄巾起义失败后，军阀混战，中原地区出现了"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惨状，百姓被迫南下求生，流入巴蜀、荆州和江南一带的不少。这些地方均与岭南相接，当有不少汉人继续南迁入珠江三角洲。吴初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北方战乱，江东局势不稳，曹操挥戈南下，扬言要与孙权"会猎于吴"，人心恐慌，转而南徙者增多。刘熙、程秉、薛综等名士大致都是在此时由中原辗转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二是西晋时期。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建国，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晋室南移，司马睿称帝建康，北方士族豪强和普通百姓纷纷移居江南。史载："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注：《资治通鉴》卷89。）此后，在十六国混战更迭的过程中，北方汉族又陆续南迁，其间两晋之际和东晋末年分别形成汉族移民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永嘉之乱"以及席卷长江流域的李特、张昌、杜ｔāｏ＠④流民起义，席卷长江中下游和三吴地区的孙恩、卢循起义，统治者的内乱如桓玄篡晋等，都成为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的诱因。而且，由于三吴地区赋役沉重，百姓不堪忍受而逃亡到珠江三角洲的也很多。三是南朝时期。当时南北对峙已成定局，长江流域比较安宁，但因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豪强跨州连郡，贫者无立锥之地，故历宋、齐、梁三朝130余年间，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迁入珠江三角洲者可能不在少数。特别是梁末"侯景之乱"爆发后，战火燃遍长江中下游及三吴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史称："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注：《南史》卷80《侯景传》。）侯景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建康城中十余万人口，经侯景屠城，存者才二三千人。（注：参见《魏书》卷98《萧衍传》。）梁宗室之间的争战和北齐、北周的渡江南侵又接踵而至。于是，以"侯景之乱"为起点，汉族移民又出现了第四次高潮。
　　与前代相比，六朝珠江三角洲汉族移民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取道海路南迁的逐渐增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六朝政治中心偏处东南，政治中心往往不仅是政治斗争的策源地，而且是赋役比较沉重的地区，这些都成为汉人南迁的诱因。另一方面，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经验的积累，又为汉人取道海路南迁提供了条件。其次，由江南迁入的汉人逐渐增多。六朝以前，汉人多直接由中原迁往岭南。而此时则因南迁入江南之民渐多，他们在江南定居一定时期后，由于形势所迫，再行南迁进入珠江三角洲等地。再次，自发的迁徙逐渐增多。六朝以前，统治者出于开疆拓土需要而进行的强制性移民较为常见，如秦始皇向岭南的大规模移民。六朝以来，除了为官和流徙者外，汉人南迁较少与政府发生直接联系。最后，举宗举族迁徙的有所增多，六朝时期，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及荫户制度的产生，豪强士族南迁时，大多率宗族、宾客和乡党同行。如《陈书·萧引传》载，"侯景之乱"爆发后，萧引与弟彤及宗亲等百余人奔岭表，即是明证。
　　刘希为、刘磐修二先生在《六朝时期岭南的开发》（注：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曾推断，汉末三国百余年迁徙岭南的人口总数为778,474。但六朝时期，究竟有多少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由于史料缺乏，却很难做出准确回答。当然，我们通过对人口数目的比较，仍可约略地推测出当时汉族移民的规模。西晋太康元年(280)，珠江三角洲属广州，跨属于始兴、南海、苍梧、高凉、高兴五郡，其基本范围在四会、新夷、番禺、增城、博罗、中宿、高要、思平、海安九县之内。（注：参见《晋书·地理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因当时人口统计只到郡，今姑以平均数推算各县之人口。据《晋书·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算出珠江三角洲户数为3054。又据同书甲表13，知太康元年每户平均人口数为6.57，由此得其总人口数为20,065。到刘宋大明八年(464)，珠江三角洲跨属于湘、广二州，南海、高凉、新会、东官、绥建、宋熙六郡，领县约33个，总计有户13,263，口71,705。（注：参见《宋书·州郡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与前者相比，增户10,209，口51,640。据王育民先生研究，西晋太康初相当于刘宋统治地域的各州郡国，有户1,331,305，刘宋仅及其67.7%。（注：参见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而在珠江三角洲，刘宋时的户数却为西晋的434.3%，即增长了三倍多。从珠江三角洲主要所在的广州来看，西晋太康元年有户43,140，刘宋大明八年为49,726，只增长了15.2%。（注：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17。）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的户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其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来看，西晋太康元年为1.23‰，隋大业五年(609)为2.89‰，历经320多年，比重提高了一倍多。（注：参见《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22。）这也表明了珠江三角洲人口不断增长的大趋势。
　　地方行政机构的增置，是六朝政权开发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措施，同时也反映出该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因为中国古代的郡县设置，人口数亦是其基本依据之一。东汉时期，珠江三角洲隶交州刺史部，跨属于南海、苍梧二郡，中宿、四会、番禺、增城、博罗、高要六县。三国吴时所跨属州、郡、县数目分别为1、3、8；东晋、宋、齐、梁、陈均跨属于二州六郡，其中东晋、宋、齐所跨属县数已分别达到10、33和34。（注：吴、梁、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四册；东晋，据《晋书·地理志》；宋，据《宋书·州郡志》；齐，据《南齐书·州郡志》。）由此可以看出，汉末吴初、晋宋之际乃是汉人迁入的重要时期。梁陈之际虽然县数缺载，但我们从大量的事例中已获得了其作为汉族移居高潮的信息。其中很多地方行政机构，即为安置流民而设。《宋书·州郡志》"广州新会太守"条载："文帝元嘉九年(432)，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南海、新会濒临珠江口，其"新民"在很大程度上当是从海道新来的汉人。如前述冯业率其家族南渡，即留居新会。又同书"宋熙太守"条亦载："文帝元嘉十八年(441)，以交州流寓立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为宋熙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政府在州内设置了流民督护。东晋的杜慧度、杜弘文父子都是先做流民督护继为交州刺史的。（注：参见《宋书》卷92《杜慧度传》。）鉴于户口严重脱籍的情况，六朝政府也曾进行过清理，《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就有"科实广州户口"的记载。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居住着汉、俚、僚等民族。一般说来，汉族移民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其社会经济条件的先进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较落后的土著居民的种种强制，其中当然包括武力的征服，大多聚居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一些的平原地带；而当地土著居民俚人和僚人，则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周边丘陵和台地。六朝文献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据此，俚人约分布在今广西东南部的郁江、浔江及广东西部的西江以南至南海海域的广大地区，高凉郡（今阳江一带）则是其中心。也就是说，珠江海湾以西的三角洲地区有俚人分布。又《宋书·徐豁传》有"中宿县俚民课银"的记载，按中宿县在今清远西北，是则三角洲北部山地亦有俚人分布。僚人的单独记载不多见，史籍常以"俚、僚"并称。如《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南史·夷貊传》亦称："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这反映了俚人多与僚人杂居的情况。关于汉、俚、僚等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学者已多有述及。（注：参见陈长琦：《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六朝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定居为目的，或者实际上最终在该地定居的人口迁移，逃避战乱和赋役者多属此类。其数量大，迁移时间、地点较为集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影响较为深远。另一种是临时性的人口迁移，为官和流徙者多属此类。其数量较少，流动的时间、地点分散，一般影响较小。移民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封建官吏、士族豪强，也有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更有广大普通农民和佃客、部曲，还有炼丹道士、流徙罪犯等等，社会阶层相当广泛。这些人对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带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了土著诸族进步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