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下）

 4.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重新调整时期(1960-1979)
进入六十年代后，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分析可以选择备选方案；另一些人士认为成熟的科学和技术基础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性化和多元化开启了大门。同样，还有人认为运筹学的运用以及对公共问题系统研究的运用增添了新的管理知识。
不幸的是，这些期盼受到政治过程现实的局限。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立法的渐进性限制了计划项目预算制度在全国范围的采用。之后七十年代通过零基预算制定理性金融政策的努力也是同样的命运。然而，通过分析过程由项目经理广泛参与的行政仍然获益匪浅。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关于美国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将登上月球的许诺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实现。NASA致力于项目管理，对任务的组织集中于具体工作而不是等级制，增加了公共管理的灵活性，积累了矩阵管理和矩阵组织的经验。从概念上看，项目管理是基于公共利益模型对组织原则的运用。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与政府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矛盾心理。对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的不同看法使得人们对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之间的责任划分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过去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公共行政学为政府存在的问题背上了黑锅；另一方面人们又期待着公共行政学能为行政管理的改观提供良策。
密诺布鲁克会议与新公共行政学
六、七十年代的严峻现实对公共行政学以及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瓦尔多(Dwight Waldo)注意到公共行政学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于1968年召集了一个青年学者的会议。该会议由瓦尔多当时任主编的《公共行政评论》及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赞助，并在锡拉丘兹大学的密诺布鲁克会议中心(Minnowbrook conferencesite)召开。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Frank Marini, 1935-)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密诺布鲁克观点》(1971)、瓦尔多著《处于动荡时期的公共行政学》以及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 1934-)的专著《七十年代的邻居控制》(1973)和《新公共行政学》(1980)。会议的目的是要鉴别公共行政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公共行政学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七十年代的挑战。密诺布鲁克会议的中心主题是：1.公共行政学学者如何将道德价值观念注入行政过程；2.如何能有效地执行政策；3.政府组织机构与其服务对象的恰当关系是什么。瓦尔多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是朝向规范理论、哲学思考、社会焦点以及行动主义。缺乏对计划、预算和运筹学的研究，但是有对适当的"价值"、个人--组织道德问题的研究。关键词是"相关性"、"社会公平"、"调整与适应"以及"顾客导向"。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新公共行政学将社会公平注入传统的经济与效率目标。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服务的公平、对市民需要的负责任而不是对公共机构的负责任以及公共项目经理应当对决策和项目执行负责任。新公共行政的主题是市民参与政策制定、邻居控制、分权与民主工作环境。关键词是"授权"、"促进"与"适应"。
有33位代表参会的1968年密诺布鲁克会议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尽管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社会公平、代表制、响应性、参与和社会责任）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难以完全付诸实施，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公共行政职业教育的相关性以及对组织成员、顾客和社会需求的培训。后人将再次提及类似的问题并要求"重塑"政府。
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
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诺(Kenneth J. Arrow, 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个实例以理解公共选择。如果我有一些苹果并且政府不参与苹果的交易，经济理论能够理解我得到苹果的供需机制。类似的交易发生在数百万消费者与生产者身上，他们在市场上决定苹果的价格和数量。如果满足两个前提，我对苹果的消费是私事：第一，交易行为没有政府的参与；第二，我对苹果的消费除对售卖者有影响外，对他人没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如果上述两个假设不同时成立，我对苹果的私人选择就至少部分是公共选择。如国家对交通、邮电、能源、国防、教育、卫生等事业的选择均为公共选择，因为有政府的参与，或者对他人有影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塔罗克(Gordon Tullock, 1922-)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加。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罗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科斯(Ronald Harry Course, 1910-)《社会成本问题》(1960)；唐斯(Anthony Downs, 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尼坎南(William Niskanen, 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六十年代的重要思想：窘境中的公共行政学
六十年代不仅仅标志着社会动荡和公众对越战的不满，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和项目发展也未能达到公众的期望。计划项目预算(PPBS)就是明显的例证。PPBS从一诞生起就受到不断的批评。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 1930-1993)于1964年发表《预算过程中的政治》。他指出，预算在现实中是一个渐进过程，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1969年，他在《公共行政评论》上撰文《将政策分析从PPBS中拯救出来》，猛烈抨击PPBS。怀尔德威斯基指出PPBS的计划和分析功能与预算的本质不相吻合。六十年代末，联邦政府已不再采纳PPBS。怀尔德威斯基同样对科伊的经典问题"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决定给A项目拨款X美元，而不是给B项目？"提出质疑，认为该问题既不能回答亦不相干。重要的问题是预算过程应该有助于决策制定并帮助获取政策目的和项目目标的一致性。
六十年代的另一个主题是"把权力还给人民"，用行政管理的术语即是公共服务的分权。当然，分权的最终极限是无政府主义。考夫曼(Herbert Kaufman, 1922-)在《行政分权与政治权力》(1969)一文中分析了分权的错综复杂内涵。他关注于分权中的领导、政府官员的代表性以及中立的能力。考夫曼预见到了当代高度复杂的社会需要新的由公众参与的代表模式以确保负责任的行政。考夫曼认为，行政分析能够给公共政策制定带来更多的影响，同时可能带来一系列其它问题和矛盾，包括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公平的冲突、地方政府和项目之间的竞争、以及规模经济下降所导致的政府运作低效率。
洛易(Theodore J. Lowi, 1931-)在《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与公共权威》(1969)一书中对当代民主政府提出批评并谴责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瘫痪效应。洛易宣称，公共权威被私有利益集团所瓜分，从而导致一个虚弱、分权的政府--不能进行长期计划。这些私有利益集团的运作是为了达到私有目标，而非相互竞争以促进公共利益。因而政府不是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作最优选择，而仅仅是一个利益控股公司。洛易否认了荷林(E. Pendleton Herring)及其它集团理论家预见的利益集团多元化所带来的好处。多数理论家称赞洛易的批判分析入木三分。然而，洛易的处方--即回到法律或宪法民主却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利益模型有着明显的缺点，却没有替代的良策。
六十年代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是：唐斯(Anthony Downs)于1967年发表的《官僚内幕》，指出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理性的并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戈乐碧威斯基(Robert Golembiewski)、吉布森(Frank Gibson)与科洛格(Geoffrey Y.Cornog)等人联合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机构、过程、行为与政策读物》(1966)，该书的重点是行政官员的行为世界、塑造行政行为的机构环境以及作为管理工具的行政方法。
政策分析的发展：评估与执行
七十年代伊始，人们普遍认为多数约翰逊(Johnson)时期的"大社会项目"(Great Society Programs)远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一些社会项目受到批判，项目评估领域受到重视。萨齐曼(Edward Suchman)于1967年发表《评估研究》，主张评估应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对评估的研究应该是总体性的，超脱具体的不同分支领域的运用。七十年代初期在评估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威丝(Carol H. Weiss)：《项目有效性评估方法》(1972)，候利(Joseph Wholey)《联邦评估政策》(1970)。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评估理论家和经济学家里夫琳(Alice Rivlin)于1971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系统思考》。里夫琳评论了改善政府效益的三种不同模型：分权、社会控制（即当今的授权）和市场模型。这三种模型成为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争论话题。正如里夫琳所下的结论，"为确保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有区分好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