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墨子的政治思想及其内在联系

 　一、墨子政治思想的背景及渊源

　　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活跃于战国初期，这一时期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同时又是战乱不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夏商周所开创和完善的各项国家制度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新的经济成分的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自身的政治斗争，逐渐在国家政权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变法，建立起较为巩固的封建统治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所伴随着的是国家的统一进程，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趋势，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这个统一的过程却是残酷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墨子根据他所独特的观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在春秋战国社会，"士"阶层大量涌现并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西周之时，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士人在周代是为比他更高级的贵族所分封的小贵族，正因为他们作为最低层的贵族，所以才接受了贵族式的教育，但他们有完全不同于大贵族的好吃懒做，他们还要为大贵族操持各种事务，在一方面他们是依附于大贵族的，"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可见士这一阶层一开始的地位是处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同时又是依附于大贵族的，因此在此时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只是到了后来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同时社会动荡不已，阶级变动越来越剧烈，原先的大的贵族阶层纷纷衰败，使得原本依附于大贵族的士人逐步的独立出来，最终成为社会上独立的阶级，同时在春秋后期由孔子开创的私人办学收徒的风气开始盛行，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这些教育大多为士人多接受，这就必然则使士这一阶层成为社会新生力量的代表，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阶层，各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实际上就是这些阶层在维持着，在这一时期"士"阶层的活跃促进了其本身的发展，同时他也是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虽然墨家的思想形成于战国初期，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墨家思想中收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墨子的兼爱思想就是有感于儒家的仁爱思想的。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与矛盾冲突都起于人彼此不相爱。他所说的兼爱并不同于儒家所讲的仁爱。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有差别的爱，儒家是一种贵族的思想，有一种血缘上的远近之别，墨子所谓的兼爱一语中提倡的是无差别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0，他要以无差别的兼相爱来代替儒家的有差别之仁。墨家两在对他人之爱的亲疏与施爱的次序上与儒家是有分别的。儒家注重的是先爱自己之"亲"由此在推己及人，但墨子恰恰相反，他打破这种血缘上的差别，主张人们首先要爱别人的之亲："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墨子是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来阐发他的兼爱理论的，以所收之报偿作为前提来提倡兼爱的，他的兼爱理论由此呈现出一种功利性的色彩。

　　二、墨子主要的政治思想

　　（一）尚贤

　　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对人才的重视，从国家的角度凸显出人才的重要，从反面来讲一个国家所以会有"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的情况就是因为统治的所用的人才都是"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所造成的。

　　墨子的举贤才和其他各家有着不同，礼贤重士并非是墨子的专利，其他各家也有重士的主张，法家创始人之一的管仲等也已经认识到贤士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很重要的。儒家的孔子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兴亡，最关键的是"举贤才"。但是墨子与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贤士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因为他代表着的手工业者，对平等的诉求也渗透到了他的尚贤的主张中，儒家的贤士仍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儒家推崇周礼相当程度上有着贵族政治的色彩，推崇的是周朝的宗法血缘政治，因此他的尚贤是基于血缘的，是要在血缘亲近的人群中间寻找贤士，而不是墨子的那种扩大到所有的阶层，所有阶层不论贵贱，只要是贤士，有才能，就应该掌握社会权力，管理社会事务。在如何选用人才方面，墨子也显得别出心裁。他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推辞）也，物无违（恶慢于人）也，故能为天下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任用贤才就要能够容忍人才一些不重要的缺点，要做到"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要求统治者要有博大的胸怀，只有如此才能尽可能多的网罗人才为自己所使用。

　　（二）尚同

　　尚同是墨家另一个政治主张，他说："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这里墨子建立了一种绝对的权力关系，下级一切都要唯上级之命是从，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意志，避免无谓的纷争，也是出于行政的效率和功利的考虑，因为尚同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尚贤的基础上的，所以极权的构想是要先保证集权者是一位贤者，只有这样的保证，那么这样集权的政治体制才是最有效率的，墨子通过这种尚同的方法，想一劳永逸地一同天下之义，保证行政的效率和正确性，这样国家就会强大，社会就会安定。因此，墨子说"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之以也？日：唯以尚同为政者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墨子?尚同下》

　　墨子尚同的政治主张，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是相一致的，因为他必然的看到，社会的转型导致原本那种宗法政治难以治理社会，必然要呼吁一种新型的社会体制，原本的血缘家族式的社会模式为那种地域式的，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模式所代替，要适应当前的变化只有变革宗法制度，实行官僚政治，而有效率地实行官僚政治，集权和尚同是必不可少的。 　　（三）非攻，节用

　　"非攻"思想的提出是有感于当时列国兼并战争的不义，在墨子那里，他对"义"有着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只有"兼爱"以至于"交相利"才能算是"义"，只有你爱别人，然后别人也爱你，相互之爱才是义，但是总有一部分统治者有私欲，"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人与人之间总不可能是天然平等的，总会有强弱，贤愚，贵贱的差别，关键是要忽视这样的差别，让大家互爱互利，因此这些倚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人就是破坏天下的"义"，是"天下之害"。因此，这样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因而叫"攻"，墨子并不反对正义的战争，相反他认为是可以以暴制暴的，因而商汤灭桀，武王伐纣都是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

　　对于"节用"，墨子说："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赈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墨子?辞过》也就是说这里的节用主要是针对统治集团的，因为在广大人民群众竭财穷力的境况下，统治者仍然不遗余力的大兴土木满足自己私欲。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的普遍穷困，这一点和道家的无为少欲有着若干的类似。但是他并不是像道家那样是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说明节用的价值取向，而是从功利的角度上来讲明问题的，同时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已经逐步的平民化了，那种血缘宗法的周礼、那种贵族的气质已经淡化了。因为一切不在从现在本体价值上说起，而直接从被所有平民都容易接受的功利的意识形态上来阐述问题了。

　　三、墨子的政治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墨子出身平民阶级，他和那些固有的贵族在对社会的看法上有着截然不同，他的政治观点中都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功利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墨子他所代表的阶级是相符合的，因为在手工业者，个体劳动者等这些新兴的城市阶级看来，物质利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他们在看待各种社会问题时往往会从现实的功利利益出发来思考和判断，不像孔子那样往往会构筑一个形而上学，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来提出自己的社会观点，这种表现在上述的尚同，尚贤和节用，非攻等思想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尚贤方面，他提出的依据是"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这个依据在我们看来是十分直接的，之所以尚贤就是因为有专业技能的人能够比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在专业的领域有更好的作为。这一点是和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而在尚同方面这种功利的思想表现的也较为明显。"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因此，他提出尚同的根据是为了息止众人纷乱的意见，因为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这往往是社会的治乱之源，为了消除这个根源，他提出尚同，这样就会停止争论，提高了决策的效率，有利于小生产者的稳定。而在非攻和节用等方面这种功利性质的思想表现的就更加明显了，他认为，从功利价值上来讲，战争对于每一方来言都是十分有害的，被战争破坏的一方必然是人民死伤，财储枯竭，但对于战争获利的一方依然要付出军费的代价，依然要消耗粮食，同时还有可能耽误农时，损失人员和财产。在节用方面更是从功利的角度来提出来的，王公大臣为了建造宫室，就会去横征暴敛，百姓不得休息，不得从事农业生产，一旦遇到天灾，普通百姓只能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最终导致是"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因此，从总体上看，墨子的政治思想和他所代表的平民阶层是相一致，他从功利的角度从发实际上是从平民的角度出发，他的政治主张是完全切合他所代表的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