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浅议新时期文学的“政治自觉”

 　我们似乎是一个比较爱走极端的民族，这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这一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又总能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也预示着新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在走过两个极端之后重又回归理性。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政治一元化的文学评判标准让文学成为政治的奴仆，作家难以进行独立的真正的政治思考，一些作家对政治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与抗拒，甚至以涉及政治为耻。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高行健曾这么说过："出手的文学，要三思而后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得文学的风险。"这反映出中国政治对文学的伤害在作家心中的深深烙印，这种文学环境迟滞了国内文学的发展。而今天的纯文学自觉远离了政治，主动忽略了对公共政治的关注与批判，似乎使文学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恢复了人学的原始本真。这种对政治不屑的姿态，看似显示了文人高尚的气节，但也令我们的文学缺少了一份成熟、深刻与大气，这种对公共政治的批评反思能力的欠缺，即"政治自觉"的匮乏，始终是中国文学的短板。

　　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的关系，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首先，政治与文学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人类对一个共同主题――真善美的理解和追求，政治力图在现实社会中构建并不断完善符合真善美原则和要求的制度体系（包含思想），文学则侧重于现实的感触、体验、思考与希冀，因而一个好的作家，不仅要有政治自觉，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要有哲人般的悲悯情怀。其次，在现代社会，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它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元素之一，我们每个人的全部人生都与政治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治已成为社会文明与人类现代性的标志。文学在这种语境下不可能不关注政治，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涉及政治，并对特定的政治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再次，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及其伟大的作品，大都有着自己深刻而又独到的政治见解，其作品中蕴含的强烈政治功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价值，也使它因深刻的思想性而传颂千古。最后，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文化小说，大都因为在政治理念上契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表达出强烈的政治关怀，同时也受到社会的普遍称颂。文艺理论界对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政治自觉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给予了高度肯定，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哪怕是对于过度重视形式技巧的先锋派小说，文学评论家们仍然从其极力淡化政治意识的作品中，努力挖掘其中所隐含的政治因素和潜在的政治意识。这就产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矛盾：文艺理论界既在文学创作中全面否定了政治一元论，却又在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论中引入了政治维度。这一矛盾只能证明我们几乎不可能从文学领域里彻底剔除政治元素。

　　由此可见，文学与政治是同一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两个层面，二者水乳交融，难以分割。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要重建文学及文学评论的政治维度（陆贵山、陶东风），认为先进的政治理念是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盖生），呼吁作家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完善。何言宏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中就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再政治化"倾向提出了独到见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应该开放文学观念，更应该开放政治观念。我们的文学未来不是应该规避政治，而是应该充分增强自己久已匮乏的"政治自觉"，在新的社会现实中重新进行"再政治化"，也许，这正是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较为可行的重要经验。他进而认为，如果我们不是狭隘地把政治理解为政党或者国家，而是把政治广义地理解为"权力关系"，那么"再政治化"的基本内涵，就应该是自觉地将文学实践当做是一种政治实践，并试图在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中理解其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政治自觉"是建立在"文学自主性"基础上的，是政治对于文学的主动"召唤"予以"应答"。当然，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等等姿态。张开焱认为，这种"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相互交融，又互为独立，这种关系既非从属，亦非平行，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文学的政治性，就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特定政治的召唤应答关系中生成的，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然而文学的自主性问题在当下中国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的文学自主性亟须重建。今天的中国，文学既受到上层建筑（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受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包围，一些作家要么因为政治利益而趋附权力，要么置起码的文学伦理于不顾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这种功利主义心态丝毫没有法国学者布迪厄所推崇的"捍卫自主性的道德英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文学主体的自主性状况和自主意识有多么微弱。只有当我们清醒而又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找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主性重建的途径。我们的作家必须以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和清醒的政治理性，自觉主动地将自己从双重困境中解脱出来，以独立的人格力量与价值取向做一名当代社会的观察者、批判者与反思者，成为真正的灵魂唤醒者，为文学自主性建设夯实的根基。布迪厄在研究文学的自主性与政治介入的关系时也曾指出，文学知识分子在争取自己的自主性权利的同时或之后，应该以相对自主的文学场域所赋予自己的特定权威及自己的特定身份干预政治，才能真正实现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国的文学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通过重建文学自主性，让文学重获力量与尊严。

　　因而，我们所说的新时期文学的"政治自觉"，绝不是重蹈极"左"时期唯政治论的覆辙，而是强调在文学的自主性前提下实践文学的"政治自觉"，进而实现文学与政治的和谐共生。既然政治是文学无法舍弃的玩伴，我们就干脆正视它，摆正它们各自的位置。文学不是围着公主跳舞的小矮人，政治也不是文学的公主，它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希望政治的身段能够放得低些，给文学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总之，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根本没有逃避政治的可能性。作为人群中的特殊群体，我们的作家更是应当以敏锐的政治嗅觉，独立的人格力量和价值取向，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实践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主动介入政治，触摸人类和社会的灵魂，启蒙大众和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