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女主政治研究的范式转移与未来趋向

 　摘 要：随着不同时期关于女性角色的认识变化，学界对女主政治的研究也经历了几种范式转移。帝制时代对"大一统"政治理想的推崇促使"女祸论"和历史编纂学偏见的产生。五四父权压迫模式对普通阶层女性的关注导致了对女主研究的整体性淡漠。1970年代以后在"正名"目的驱使下女主政治研究开始兴起。如何运用社会性别的独特视角，从女性自身的经验出发来研究这一政治文化现象，将会成为未来对女主政治进行研究的理论突破点所在。
　　关键词：女主政治；研究范式；未来趋向
　　作者简介：米 莉，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访问学者（湖南 长沙 410083）
　　在两千年帝制中国历史中，尽管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强烈坚持应该将女性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然而，与此相反的却是女主统治的不绝如缕与其不同于男性君主的特殊"政治合法性"的存在 [1 ]。这一"决不可以偶然之事实目之" [2 ] （112）的客观现实，所反映出的是儒家传统所内在蕴含的性别弹性，以及帝制中国政治体制在处理政治问题上所具备的实用主义精神。然而，相比较学术界对皇权、官僚集团等男性主体的研究状况而言，女主政治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迄今为止，除少数论文对于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之外，对其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宏观上的分析和解释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领域。随着不同时期关于女性角色的认识发生转变，对于女主政治的研究也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范式转移，在深刻影响人们历史认识的同时，进一步形塑当下中国女性参与政治事务的基本文化氛围和外部政治环境，并由此影响着政治领域的性别无意识和公共领域性别结构的形成。
　　一、"女祸论"与历史编纂学的偏见："大一统"诉求下的女主政治研究
　　自秦统一之后，大一统作为帝制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3 ] （28），成为了时人共同的理想与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而皇权所内在具备的独占性与排他性，无疑需要尽可能地排除其他群体的觊觎和染指，女主即便有着与皇帝同体的"海内小君" [4 ] （162）身份，也不能例外。因此，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推动着历代知识精英对女主政治不遗余力的限制与批评。尤其是秉承"哲妇倾城" [5 ] （149）基本精神的先秦诸子在政治领域的强烈的"厌女（misogynist）倾向" [6 ] （137），则在理论的层面上更进一步加深了主流文化传统对于女主政治的负面评价。
　　无论是孔子在力图消解文母太姒在辅佐周武王政权中的积极作用时所言"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7 ] （35）还是荀子的"女主乱之宫" [8 ] （215），或者黄老代表作之一《黄帝四经》中强调："主两则失其明，男女争威……此谓亡国。"（《黄帝四经?经法?大分》），甚至韩非将女主列入"八奸" [9 ] （40）之首，均在客观上不断促成了"女祸论"的基本生成，并逐渐内化成为整个帝制时代对于女主参与政治的主流看法。
　　女祸论的不断完善，更进一步导致了历史编纂学对于女主政治的强烈偏见。不仅历代官修史书大多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女主干政所致 [10 ] （1769） [11 ] （80），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还进一步为否定女主政治之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理论支持。在这一学说的影响之下，"雌鸡化雄"、"大水伤稼"、"冬雷"、"地震"、"山崩"、"投?"、"日食"等各项自然灾害，被确定无疑地判为女主参与政治所带来的恶果 [12 ] （97-98）。历代官修史书的《五行志》中就不乏这些记载："（汉）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余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八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 [10 ] （612）"（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徙。时，邓太后专政。" [4 ] （1442）"（后汉）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是时，和帝幼，窦太后摄政。" [4 ] （1453）这种附会灾异来影射和批判女性参与政治的做法随着时代的推移渐趋强化，并逐渐成为了历代以来反对女性参与政治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源泉与文化支撑。
　　除史家的记载之外，历代学人在对政治得失进行思索的同时，也往往受女祸论的强烈影响而将其归结为女性参与政治事务所致。如王船山就在其影响深远的《读通鉴论》中强调，汉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母后、外戚、宦竖操立主之权，以持国柄而乱之" [13 ] （2923）。清代学者赵翼则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廿二史札记》中提出，唐代的兴亡原因无不在于"女色"，并进一步抽象出了"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败" [14 ] （411）的宿命论观点。
　　在此之中，虽然仍有少数史家能够抛弃性别的偏见，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后妃参与政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予以评价，并对其所带来的积极后果予以褒扬 [15 ] （87），历代学人的著述中也不乏对于后妃参与政治将会导致国家灭亡的"女祸"观点的反对 [16 ] （49-50），但从总体上而言，这种反对的声音则如同旷野呼告，逐渐淹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而附加在女主身上的刻板印象，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帝制中国对于大一统之政治理想的孜孜追求，在客观上导致了女祸论与历史编纂学之偏见的产生、阐发、固化与不断延续，在不断地生产和塑造着女主们的刻板印象的同时，还将她们的历史形象进一步演化成为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允许女性参与政治将会为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和文化秩序带来颠覆性影响"的一般性知识。在不断的阐发之下，这些知识最终形成了一个颇富生命力的评价体系，共同构造了一个将女性彻底排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排挤机制，不仅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一步塑造和强化了女性在政治领域内的"他者"形象，并由此深刻影响着公共领域内部性别结构的生成和样式。
　　二、"救亡"与"启蒙"：五四父权压迫模式下的女主政治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受救亡与启蒙之双重历史责任感驱使的知识分子逐渐认为，"旧传统"是导致中国这一曾经辉煌的世界帝国在近现代以来处于积弱积贫地位的重要原因，而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卑下"社会地位，就是这一旧传统最为卑劣的产物之一，五四父权压迫模式成为了这一时期研究女性问题的主导认识模式。在整个思想界正处于"传统―现代"、"新―旧"、"中―西"对比的"激烈而彻底地转移" [17 ] （126）之际，占据主流的看法是要想彻底改变中国在近现代以来所处的被动地位，就应在清算旧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起步，引进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拓展女性的视野、更化和提高她们的认识，以便使女性也能同男性一样，为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贡献力量 [18 ]。在这一特殊政治目的的驱使之下，女性以"嵌入" [19 ] （12）的方式进入了学界视野，并日益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 　　然而，与对普通女性的研究日益兴盛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女主这一特殊阶层的女性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淡漠和不足。除武则天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有助于激发女性自我奋斗意识的"女权运动者"，从而引发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出现之外 [20 ]，她们在整体上被认为是与普通女性相隔离的一个独特群体而受到了普遍的忽略。大致只有在赵凤喈出版于1927年的《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中，曾将"皇太后摄政"列为帝制时代女子的"公民权"，并对其产生的基本条件进行了极为简略地讨论；而陈东原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也对后妃作为皇帝的"玩物"所拥有的"悲惨生活"进行了较为概括的描述。由于对她们的研究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增长女性见识、提高女性地位的现实政治目的，这一群体在整体上消隐于中国学术界研究视野之外。
　　同时期的西方学者对于这一群体进行研究的内容也较为单一，通常或者是以对中国史籍中的后妃传记进行译介为主，或者是对个别女主进行单独的个人传记式的研究，并主要集中于武则天和慈禧等极少数几位女性身上（Nancy Lee Swann，1931；Reginald F. Johnston，1937；Chauncey S. Goodrich，1966；Howard S. Levy，1957；Howard S. Levy，1958；C.P.Fitzgerald，1957），从而开始向西方世界逐渐展示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处于隐秘地位的独特女性群体的生活状况。而杨联?的"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杨联?，1960），则成为这一时期相对而言较为少见的从宏观层面对摄政太后的职责、权限及其批评予以讨论的精彩论文。
　　三、"祸水"与"正名"：1970年以降的女主政治研究
　　1970年以后，在中国妇女研究新高峰的带动之下，女主作为一个独特的女性群体开始逐渐进入知识界关注的视野。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学者坚持"女祸论"的传统立场，认为女主专权总是导致王朝由盛转衰，女主政治和外戚专权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把"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性、阴谋性、残酷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21 ] （35），并进一步强调由于女性自身所具有的"自私、嫉妒、贪婪"的缺陷，使得掌握了权势的女主往往"生出害人、祸国的后果，甚至对国家的灭亡产生直接的催化作用。" [22 ] （19-20）
　　出于为这些女性"正名"的目的，更多的学者则强调应该从她们参与政治的实际历史作用和功能角度入手，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具体的政绩。在这种反对声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则是不光强调女主统治的积极作用不能被抹杀，而且坚持认为女性的统治要远远优于男性的统治，如侯立朝就在《中国皇后史》和《十大太后临朝》的序言中声称，中国临朝的太后无一做得不好，反倒男性是"最末流"的皇帝。虽然这种迫切想要为女主正名做法由于"破坏'祸水史观'有余，建设'真实信史'不足"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3 ] （8），但这种坚持必须对女主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效用作出客观评价的观念，对于厘清长期以来基于性别偏见而反对女性参与政治的一般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已成为目前研究女主参与政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在这种总体上为女主"正名"的目的和立场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对于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最为多见的是针对个别女主所进行的个人传记式的研究。学者往往从她们的人生发展历程入手，或者着重考查在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参与政治的主、客观条件；或者致力于研究其在历史中的实际作为，从而力求站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立场上来对其一生作出评价。主要涉及的人物则为武则天、吕后、慈禧、北魏冯太后和胡灵太后、辽萧太后等学界相对而言较为熟悉的人物（黄永年，1980、1994；雷家骥，1981；陈志，2002；张丽，2003；胡捷，2003；胡一华，1991；孙佰玲，2004；刘北汜，2004；左书谔，2004；宋其蕤，2006；李丹林、李景屏，2000）。而刘静贞的《从皇后干政到太后摄政――北宋真仁之际女主政治权力试探》（刘静贞，1991），则成为建立在扎实的史学基础上对北宋真宗刘皇后的政治权力的获得、保持以及丧失的内在文化、制度原因进行分析的非常重要的学术文章。
　　其次，从总体上评价某个朝代的女主整体、或某个女主对于当时政治的现实影响力与实际作用的文章也占据了一个主要部分（诸葛忆兵，1998；朱子彦，1994；沈宏，1996；张淑芳，2000；卞直甫，1990；林延清，2006；胡兴东，2003；秦翠华，1997；张邦炜，1997；陈恩虎，1996；刘筱红，1995；王鑫义，1995；靳华，1997；卫广来，1995）。这类研究成果通常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其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与政期间的具体措施以及实际影响力进行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历史效用的"进步"与"落后"，以便对女主参与政治的正当性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
　　第三，从后宫制度入手对女主进行研究的论著也开始出现，并将其视为皇权研究的必要补充。一些学者着重考察了女主在政治领域的实际影响力（徐连达、朱子彦，1996；朱诚如，1997；白钢，1996；杨阳，2001；韦庆远，1989；左言东，1989）。但绝大部分的研究著作并未将女主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来进行分析，而是往往将其依附于对"外戚专权"的分析之中。另外一些学者则系统分析了后宫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嬗变的规律（吴以宁、顾吉辰，1995；朱子彦，1998、2001）。从整体上将后宫看作帝国政治体系内部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并集中考察其生成方式、运作模式、等级关系、管理机构、礼仪制度、后妃的生活方式，等等，并对女主参与政治的条件、特点和历史功过进行总体上的分析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在政治制度领域对于后宫和后妃进行研究的不足。与后宫制度相关一些学术论文也开始出现，但其篇幅十分有限（朱子彦，1998、2001；毛佩琦，1990；董四礼，2006；万静，2004；程彩霞，2006）。 　　第四种研究成果往往注重从某一历史时期具体的时代特征、社会背景、政治制度设计等方面入手，对女主之所以能够参与政治的条件、女主与外戚之间的关系、执政的特点和实际历史影响力予以分析（段塔丽，2002、2001；毛汉光，1989；杨光华，1994；祝建平，1997；张明华，2005；季晓燕，1996；李文才，2000；康清莲，2004；孔毅，1994；秦学颀，1995；蔡一平，1994）。这类论文大多认为女主参与政治是皇帝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而其最终的归宿也往往不能跳出男性政治的窠臼。杜芳琴的《中国历代女主政治略论》（杜芳琴，1995）和张星久的《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张星久，2003）则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入手对女主政治的产生、特点和变迁进行总体性讨论的非常重要的论文。
　　同时期的英文著作基本上仍然以个人传记式的研究方法为主，其共同的关注点都在于试图揭示在儒学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父系体制中，女主参与政治事务时遭受的性别歧视和巨大压力，具体的施政措施与所取得的政治成就（Dora Shu-Fang Die，2003；Wen-Hui Tsa，1991；Sue Fawn Chung，1979；Robert Joe Cutter，1992）。另外的一些著作还包括对北宋宫廷妇女的组织系统、权力、在政治领域的作为研究（Priscilla Ching Chung，1981）；明代皇后的甄选、地位、权利界定以及皇后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研究（Hsieh Bao Hua，2003）；北魏皇后的政治权力的初步探讨（Jennifer Holmgren，1981-1983）等。R.W.L.Guisso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R.W.L.Guisso，1978）则运用个人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从合法性的角度入手对武则天之所以能够登上皇位的原因、政权的基本特征、所面临的外界挑战以及所取得的杰出政治成就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综观这一时期以来对于女主的研究状况，除武则天等极少数人物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之外，从整体上而言这一群体仍然处于知识界的主流视野之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短篇的论文为主，并大多停留在对传统观念的批驳、基础性的介绍、个人传记式的研究等几个固定的层面。从政治学的视角入手对这一长期存在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予以全面解读的学术专著寥若晨星，而将其放置在一个宏观的政治体系、文化传统和性别体系的框架之内，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更是付之阙如。相比较同时期其他领域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而言，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出了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在理解帝制中国政治体系与政治运行上所具有的关联度和重要性上的认识不足，同样也反映出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对而存在的一个群体，在主流文化领域和官方话语体系中实际所处的次要地位所在。
　　四、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主政治：历史应当如何重写
　　在社会性别（gender）作为重新认识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一个基本范畴产生之前，性别的盲点无疑是贯穿诸多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普遍特征。在这种研究视角的影响之下，学术界对于女主政治的研究大多从男性的视角入手，并由此形成了对帝制中国政治史的单一性别解释模型。
　　如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女主属于中国妇女队伍中的特权阶层，其生活于帝国最高政治权力体系的中心，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尔虞我诈的政治交易与政治斗争，将使她们异化为失去性别特征的"权力机器" [24 ] （247-248），逐渐转变为贪婪、冷酷、残暴和令人生厌的"龙夫人（dragon lady）" [25 ] （86）的恶毒形象。受这种观念的普遍影响，许多学者在对女主进行研究时，关于女主对父权父系体制之下作为一个妻子、母亲所应当履行的职责、人生价值、最终归宿的自我认识，将对她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待权力的态度和最终的权力归属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刻意地淡化和忽略。但是，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真实、客观地理解女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所在，而且还在事实上进一步加强了主流文化传统对于这一女性群体的刻板化印象，并再次固化了女性不应参与政治的主流观点。
　　与此同时，社会性别史研究议题的普遍下移趋势，引发了学界对于普通阶层女性的空前研究热情，而与政治格局、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女主群体，则被潜在地认为是与理解女性整体的历史并无太大关联，从而被排除在了视域之外。然而，这种做法在"挑动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 [26 ] （239）的同时，却也由于忽略了女性中的精英阶层而难免"失诸偏狭"之嫌 [27 ] （19）。正是将女主与普通女性进行极大区分隔离的观念和做法，使得那些进入到了男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领域的女主们，更加被概念化为一个个缺乏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的冷酷、无情、残暴的权力攫取者和施行者，并进一步地演化成为公共领域的政治主体――男性所应当予以不断警惕和严密防范的主要对象。
　　换而言之，上述两种观点的存在，使得"男性的视角"成为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女主政治时的主流视角。由此所形成的对女主政治的看法，就其本质而言只不过是男性经验和男性价值观在女性身上的再度普及和复制，在概念化了女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对于女主政治的一再误读。在这种不断的误读中，既没有对女主政治及其统治合法性之所以能够形成和长期存在的文化根源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没有对女主基于自身在与男性相对而存在的性别立场上所能够获得的统治资源、以及她们对于自己的性别角色认同在她们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上所产生的内在影响力作出细致的探讨。这种简单化、概念化的解释方式，不仅使得原本丰富多样的政治史仅仅展现为一种单一性别的生存历程，而对普遍流行的男性中心观的再度复制和不断强化，则在进一步固化了男权政治的唯一正当性以及政治是"男性的专利"这一普遍概念的同时，再次将女性排挤在了正当地享有政治权力与统治合法性的文化范畴之外。 　　但是，正如现代政治科学和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的一样，女性自身所拥有的那种与男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经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她们的政治观点、政治取向以及在政治领域的实际作为 [28 ] （288）。从这个意义上说，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从女性自身的体验出发来重新理解女主政治，无疑将成为未来对女主政治进行研究的新的突破点所在。只有在这一贴近女性自身情感特征、价值诉求的独特视角的关照之下，女主作为一位妻子、母亲所拥有的生命体验与本体认识，才不至于被一再地抽空和剥离；只有明白了她们对于自己在父系父权体制之下，作为一个女性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生价值、最终归宿的自我认识和主动接受，才能理解女主政治与男性政治的本质区别所在，并最终解释为什么即便这些女主曾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最高的政治权力，但却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向男性政治的靠拢和回归，而始终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女性政治形态来。
　　换而言之，当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女主自身的性别立场和基本价值诉求，从她们的角度开始思考她们在参与政治事务时所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她们在历史中的形象，显然就将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帝制中国政治体系、政治格局和政治运行的多元文化特征，也将以不同于既往的方式得到重新的认识和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