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论清末广东商人政治活动的尝试

 回顾历史，中国商人的地位往往因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而沦为"四民之末"，与政治的联系渐行渐远。然而到20世纪初，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具体到广东，广东商人在对外贸易经验和雄厚的外侨资本等有利条件下，凭藉着商人组织的转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商人势力。但是，面对清末以来混乱的政局，广东商人能否依靠商会在社会发声？能否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发挥其影响力，从而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即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抵制外货运动

　　《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中第七条有言："商会总理、协理，有保商、振商之责"。[1]清末广州总商会成立后，大抵也按这两个原则来发挥职责。商会保商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对外货的抵制运动上。

　　1.抵制美货运动

　　1904年，中美所签订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美国不但对中国人民要求废约的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强迫清政府签订更为苛刻的新约。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于1905年5月10日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由于广东是旅美华侨的故乡，民族意识强烈，自然响应这一运动，认为美国排华"就全局言之，则损害国家之尊荣，玷辱国民之人格"；"就我粤言之，则妨碍旅人之生计，侵害商民之利权"[2]。不过，由于广州总商会此时尚未正式成立，早期的抵制美货运动则由七十二行、八善堂共同发起，议定"八善堂公举办事人二员，七十二行每行公举调查美货二员，惟各行恐未及周知，故随议公启一通，遍送各行"[3]。广州总商会成立之后，随即也加入这场运动当中。

　　为抵制美货，广东商人屡次举办会议，决定抵制与美签约，甚至组织"拒约会"，一再提倡禁用美货，并设立机关报《拒约报》，"报中言论多取切实而可资于外交学者"，且"于政界有绝大之关系"[4]。虽然此一运动在清政府的镇压下逐渐平息，但广东商人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体现的政治参与意识，颇值得重视。

　　2.抵制日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平息后没多久，便发生了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1908年2月5日，日本轮船"二辰丸"私运军火，在广州九州洋面被广东炮舰截获，并将日本国旗卸下。2月14日，日方向外务部"抗议"，外务部答应释放被扣轮船，但仍要扣存军械，至于卸下日旗一事则表示道歉。对此答复，日方表示拒绝接受并于3月13日提出五项要求，包括道歉、赔款、惩官、释船以及收买被扣军火。15日，外务部在压力之下接受日方要求。不久，旅沪粤人集会，提倡抵制日货。3月19日，广东各地群起响应，粤商自治会集众数万人，定是日为国耻纪念日，调查进口日货，断绝对日贸易，之后上海、广西、香港等地相继发生抵制日货运动。[5]这次抵制日货运动，虽然经日方多次抗议与清政府方面的干预，但仍历时甚久，直到隔年才渐渐平息。

　　上述两次抵制外货运动，颇能代表清末以来广东商人对政治事件的态度与行动。当然，除了对外抵制货物，对于国内的一些政治事务，广东商人也是跃跃欲试的。

　　二、粤商自治会的政治活动

　　粤商自治会成立于1907年，是广东地区较具代表性的立宪组织。该会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广东资本家的一个政治性组织，积极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其中一些骨干人物也在辛亥广东独立时发挥了作用。[6]粤商自治会在清末所涉及的几项政治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中外交涉和振兴商业两个方面。

　　1.中外交涉方面

　　粤商自治会的成立肇因于两广人民反对英国干涉西江捕权一事，由当时银号商人陈惠普等人发起，要求两广总督与外务部拒绝英国的要求，建议"即日成立自治会，冠以粤商名号"。而且，粤商自治会的成员大多为广东有名的商人。可以说，它是早期广东商人参与政治的主要组织。

　　所谓西江捕权的争议问题，乃因西江为广东省境内重要的一条商运河流，不但有中国商人往来运货，外国商人也不少。但西江上盗贼颇多，外人借口保护商业起见，要求清政府把西江缉捕权交由英方节制。为此，商人通过粤商自治会表示意见，认为此举有碍国权，要求清政府"据理力争，照会洋使，促洋兵撤退，以全邦交"[7]。此举可视为该会参与中外事务的先声。另外，1908年，英国太古洋行佛山轮船的葡籍仆役将中国乘客踢毙，但葡领事袒护该仆役，并大言恫吓。此事造成国内舆论与国外侨界的关心，要求洋行方面赔偿，粤商自治会亦参与其中。次年，中国与澳门当局对于边界问题有所争议，粤商自治会便举行大会，商议澳门勘界事务，对于清政府退让的表现，表示不满与抗议。[8]

　　2.保护商业方面

　　粤商自治会也不忘保护商业、维护商人利益的职责。1909年7月，沙基第八营巡防义勇队拦截商船、殴打船员，沙基商人投书至粤商自治会请求协助。该会召开大会，决定详查案情、呈请政府查办。另外，当身兼赌商与咨议局议员身份的蔡念谟欲利用职务之便承包盐税时，广东都督与粤商自治会面对舆论指责时从中维护。舆论因此指称该会目睹官商勾结而不据理力争，是劣绅豪商的代言人。[8]即便如此，仍可以看出该会对于商业（或者说特定商人）的保护与包庇。

　　另外，商会的保商行为还表现在对清政府的抗争上，最为明显的就是清末保路运动。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后，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设立铁路公司。由于铁路公司由商会会员组成，铁路兴建的资金也由商会筹募。因此，广州总商会号召商人踊跃认股，成立了商办的"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但是，清廷不久又与列强签订出卖路权的借款合同，引起川、粤、鄂、湘四省人民的反抗，以四川为主的保路运动遂起。广东商民也起而响应，"广东保路会"即于香港成立，粤商自治会的陈惠普为其骨干，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抨击清廷，清政府为此下令设法密拿陈氏。[6]1911年6月15日，粤商开始拒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纸币兑换现银，造成通货膨胀，迫使广州当局不得不向外国银行订借现款，周转市面。[5]不过，当政府开始向粤商自治会施压，要求维持纸币时，各商人团体又开始宣称不再拒用纸币。从这里也可看出，粤商自治会的立场并非十分坚定。虽然保路运动最后因政府镇压而止息，但广东商民参与的保路运动，却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

　　综上所述，广东商人在自身组织程度上大为增强，成立了商会这样具有明显近代特征的新式社会团体，而且萌发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而要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1908年，广州商人关百康就在《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序言中说："迨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浸浸乎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惟商人是赖。此时虽欲不尊重之也，不可得矣。是以观其国商人地位之尊卑，既可以知其国文野之程度，其有中外之异，今昔之殊哉！"[9]故而，凭藉着商会和地方自治社团的力量，广东商人不仅在清末以来的许多抵制外货运动上，而且对于立宪运动、保路运动等国内的政治事务上，都"显示了新兴的工商资产者在近世舞台上跃跃欲试的姿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