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利益视角下的政治与社会保障的契合

 　 一、利益视角下的政治与社会保障

　　 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要求对社会成果进行分配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建立在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与特征的需要就是利益[1]。利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源，政治与社会保障从本源意义上都是围绕特定利益的分配而结成的社会关系。

　　 政治的定义在政治学研究领域是个根本范畴式的却无定论的永恒论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的定义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利益说，权力说，价值分配说，社会关系说等。各种定义从政治的不同特征对其进行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行为是出于特定的利益需要，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王浦劬先生认为，政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3]

　　 在现代社会里，学者一般从制度安排范畴来定义社会保障，但本文将其作为一个与人类社会历史几乎共始终的范畴，其产生是以利益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应从理念、实践、制度三个层面来理解。理念层面上，社会保障是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底线，最终实现公平、正义、共享的目标;实践层面上，社会保障是实施利益调节的活动过程;而在制度层面上，社会保障是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最终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一种制度安排[4]。本文中社会保障是宽泛的范畴。

　　 二、大同理想与城邦之善

　　 在起源上，政治是作为调节利益差别的手段而出现的。政治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原始社会，人们生产能力极端低下，生产力极端落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氏族发展到族外婚阶段即进入氏族公社时期，原始社会形态一般说来经历了氏族、胞族、部落及部落联盟等阶段。以氏族组织内部的男女地位差异为发轫，各个阶段均存在利益差别，为了维护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抵御外界风险与侵略，各种公共权力机构应运而生，进行利益调节以确保利益共享，如氏族议事会、胞族议事会、部落联盟首长制等。这种公共权力带有道德强制性，公共权力内部成员拥有平等表决权和选举权，任何人均无特权，这种由于氏族成员的利益差别及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产生的公共权力及机关，马克思将其称为"氏族民主制"。起源上，政治即是以公共权力的形式实现与维护利益的共享。

　　 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原来掌握公共权力的成员逐步沦为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利益共享的前提被打破，利益逐步分化，掌握公共权力的成员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各种职能与机构，维护对利益的占有，私有制产生，国家出现。政治不再是调节利益差别的手段，与社会保障相分离。随着利益严重两极化，政治实践本质上是运用公共权力统治行为。具体表现为阶级压迫、剥削、管理、控制。社会保障行为沦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是政治统治下的手段之一，具体表现为有限度、有条件的安抚与救济，即以维护政治稳定为条件，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为限度。与政治制度发展相适应，社会保障行为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治政治制度的构成部分。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私欲膨胀、强掩弱、众暴寡的社会现实，引发了人们的愤怒和不满，成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追求自由生活思想的基础。《诗经?硕鼠》所表达的正是劳动者们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与此同时，东西方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对政治的价值与目标进行了探索与希骥，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原始共产主义的留恋与向往。孔子倡仁政，德政，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大同"，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学者在《礼记?礼运》中借孔子之口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大同的理想社会中，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处处充溢着民主的气氛，实行"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人人平等，团结友爱，诚实无欺，安居乐业;财产公有，自觉劳动，抚老爱幼，各有所养，充满温馨……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里开宗明义地区分城邦（政治社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区别。他指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社会团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很显然，既然所有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政治社团）。[5]城邦的目的是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优良生活。孔子的大同理想与亚里士多德象征至高"善"的城邦理想成了政治的最高目标与追求，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理想状态与致力目标。

　　 与"家天下"的政治相适应，社会保障在实践与制度层面只是统治阶级的恩赐与施舍，停留在低水平的社会救济限度内，以不危及和动摇其政治统治为条件，并且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不易制度化。 　　 三、福利让资本主义政治峰回路转

　　 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举起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砸碎封建生产关系，但新兴生产关系并未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反封建阵营内两大阶级分化伴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加剧与升级;同时，工业化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社会风险迅猛上升，工伤、病残、中毒等集体性大规模事件爆发频繁，原有的救济制度已无法将新的利益差别控制在社会稳定的范围内，认清真相后的工人阶级开始反抗，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

　　 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把广大的工人群众排斥到毫无政治、经济、文化保障的境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的，而工人阶级却在当时的社会上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劳动被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同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同时迅速地发展着，各向两极分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诞生。其预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大生产的矛盾运动过程中，两极分化会愈来愈严重，工人阶级地位逐步恶化，两大阶级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化，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反抗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世纪后半叶世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预示。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俄国、中国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工人阶级争得了合法的民主权利，而并没有实现它所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阶级的地位并未恶化，并且城市工人阶级的地位有所改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也未出现两极分化的恶化，而是中产阶级得到长期的增长。是什么让资本主义发展出现峰回路转？答案是民主制度的扩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大规模发展缩小了政治与社会保障的差距。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其基本前提就是代表由民众选举产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6]竞争和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两个关键变量。而选举无论对于促进竞争还是扩大参与都是一个必备的有效手段。选举实际上是全体选民自愿地在竞争着的多个侯选者之间进行选择，这就迫使参加选举的政党或政治家竞相对选民的意愿和要求作出反应，并尽力给予满足，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通过定期的选举，人民可以撤换他们所不满意的代表，直至重新建立和组建新的政府，不论是正在执政的政党或政治家还是意图执政的政党或政治家， 不得不为求得选民的认可而调整其公共政策;选举中的投票实质上是民众根据自己的内心意愿进行的自由选择。它意味着政权权威具有了合法性基础。以选举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促成了20世纪社会福利之花盛放。从对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险扩展到对每位公民的生活福利全面保障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与以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社会保障措施相比，更多关注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基于民主制度上的福利平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也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当然它最终也抚平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利益分化这一必然结果与社会现实。

　　 四、消减利益分化，实现政治与社会保障的最终契合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阶段，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将被另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D?D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利益分化已消灭，利益共享机制重新建立，其基本的经济特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经济计划;政治特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民主之上的并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利益差别仍然存在，政治与社会保障的理念、目标与实践达成基本一致：调节利益差别，为民谋福利。

　　 利益差别的消失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马恩认为，共产主义社会 "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各个单独的个人彻底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在普遍交往中成为真正普遍的历史个人;生产力普遍发展到实现了"产品涌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废除，国家自行消亡，以全世界为惟一经济主体结构的全球性统一的社会形态替代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单元的社会形态，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利益差别调节的政治与社会保障实践与制度均消亡。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共享这些普适的人类理想与价值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政治与社会保障在浴火中涅??重生，契合统一。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十分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政治被简单等同于发展经济，甚至简单等同于GDP的增加，利益差异乃至分化已客观存在;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又遭遇效率至上的扭曲，从而减损了其作为利益调节手段的功能。政治与社会保障职能遭到一定程度的异化，社会矛盾丛生，利益冲突升级，严重危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针对这一社会现实，执政党提出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建设，要求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努力缩小业已存在的利益分化，恢复政治与社会保障的本质功能，最终达到政治与社会保障的基本契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任务的政治直接目的应该等同于对民生的保障，对人民福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