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论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影响力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综合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知识，尝试着把杂乱无章的群体性事件行动普遍化与模式化，从历史与心理分析演变到关系与过程分析，标志着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巨大进步。在那些大量的解释模型中，国家与政治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学者们不仅由此切入，而且试图从政治角度寻找群体性事件的初始原因。他们认为，群体性事件随着政策的调整与贯彻而发生变化，政治变迁塑造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反过来也塑造了政治。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也同样符合上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综述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然后从其与政治、政府实践、民主发展以及政治精英的关联性四个基本方面简要地探讨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影响力。

　　一、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在学界的阐述一直比较广泛，包括基本的定义、类型、性质和特征。

　　（一）群体性事件的定义

　　由于伴随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背景、思想意识、经济结构和时代特征的不同，人们往往会对群体性事件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进行截然不同的表述。群体性事件在官方和学界就经历过"群众闹事"、"治安事件"、"突发事件"、90年代初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和90年代中后期的"群体性事件"等不同的说法。从这些不同的语意中可见群体性事件是随着时代在不断演变的一个命题。也正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定义往往与看待和研究该问题的某个视角相互适应。下面列举出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几个定义。

　　1.公安部门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角度，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

　　2.国内著名学者于建嵘从参与者、性质、诉求和影响等多个角度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1]；

　　3.国外学者则依据集群行为理论将群体性事件解释为集群行为的一种形式。集群行为理论认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当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产生的行为"[2]。

　　（二）群体性事件的类型

　　类型从定性的角度将问题界定于某一特定范围，不仅便于对问题进行焦点模式下的研究，而且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关于群体性事件，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分类类型，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1.按指向目的分：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社会泄愤；

　　2.按矛盾主体分：不同利益矛盾主体之间引发的，不同民族、宗教派别、宗教势力之间矛盾引发的，群众和政府之间引发的；

　　3.按矛盾内容分：围绕利益矛盾引发，围绕管理问题产生矛盾引发，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

　　4.按事件性质分：政治性群体事件、社会性群体事件、涉外性群体事件、预谋性群体事件、偶然性群体事件。

　　（三）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特征

　　在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上，国内学者的认识较为统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1）属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2）不具有对抗国家政权和基层政权的性质；（3）集中表现为由于经济利益受损而引出的利益诉求。

　　由于近年非直接利益者卷入群体性事件人数逐渐增多，因此有国外学者认为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性含义很广，但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不具政治性和反社会性。

　　当考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性时，国内外学者已不囿于其追求的物质利益，而是将其目标或影响放到政治利益、民生关切乃至制度层面的空间中加以讨论。

　　学者们认识的群体性事件所关乎的政治性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二、群体性事件作为政治存在的自然性与合理性

　　黑格尔有言，存在即为合理。群体性事件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必然产物，其存在毋庸置疑是客观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阶级和时代发展需求之中去寻求面对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合理态度？

　　（一）大多数学者持"否定论"，突出其危害一面

　　这样的观点往往将群体性事件的结果或影响置于"危害"之中进行批判，并通过列举群体性事件的很多消极功能来说明其负面影响。总体地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看作是政治稳定的对立物，是为政府达到良善治理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根治的事物[3]。很多关于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治理的书籍反映了这一观点。这里以《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为例，该读本典型反映了这方面的意见。该读本设专章讨论"群体性事件的危害"，其危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破坏力，如：暴力行为直接造成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事件处置需要耗费大量投入，破坏当地投资环境和市场秩序；二是影响政治稳定和政府形象，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三是社会广泛的负面效应，干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容易形成"蝴蝶效应"，加重社会危机。

　　（二）少数人持"肯定论"，肯定其积极功能和影响

　　受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影响，部分研究者认为群体性事件也有很多积极的功能与影响。如释放社会压力而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一定程度暴露社会管理弊病以便改进政府管理方式，促进政府更为理性的反应，增加民众政治主体地位并达到政治参与的效果，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实现人的价值[4]。当然，承认群体性事件积极功能的学者在论述时一般也对其消极功能有所顾忌。 　　通过以上，我们看到不论是对群体性事件予以否定还是肯定，其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内涵存在于其可能的影响和目标之中。

　　三、群体性事件于政治民主发展的价值探讨

　　民主，已经并且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世界政治信仰不可动摇的共识。作为带有政治内涵的群体性事件，其与民主化进程之间的联系是当代社会运动学界关切的重要问题。

　　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也被很多学者所重视。当代群体性运动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作用，研究者中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的观点立场。

　　积极立场从增量民主的角度出发，认为抗争运动能够通过推进政治制度的渐进变迁、普罗大众的逐步启蒙以及社会结构的有序调适，从而推进政治民主的发展；消极的观点则从根本的限制条件出发，强调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架构以及抗争运动的内在不足，使得抗争运动对于民主的推进作用极为有限。

　　由于群体性事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较难把握，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群体性事件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有关群体性事件促进民主进程中的瓶颈及其制约机制问题，依然缺乏经验依据[5]。

　　关于群体性抗争的结果，在民主制度下，社会抗争能够成为获取与维持合法性资源的一种形式，而在威权政治下，社会抗争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颠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四、群体性事件对政府实践的影响

　　群体性事件对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是探讨群体性事件发展结果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意是可以通过抗议和游行来影响决策的。虽然抗议只是零散较少地出现，但它在影响政策决定和迫使政府妥协等方面非常有效。即使政府可以通过高压来对付持有异议的反对者，公众的抗议依旧有效地影响着政府决策[6]。但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群体性事件对政治变化的影响，群体性事件只是民意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之一，除非对民意有清晰的了解，否则很难通过群体性事件来判断政策变化的方向。

　　群体性事件具有很强的决策指向性，只有进入决策议程的社会问题才能促进决策者的关注和解决。群体性事件主要是通过政治领袖、冲破现有体制、大众传媒等因素来影响政策议程，是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触发机制。

　　五、群体性事件对精英阶层的影响

　　群体性事件往往起于局部利益的冲突，并因此而逐渐演化形成不同立场的对抗势力。之所以能够发展至群体效应，归根结底在于对抗双方的特殊阶层差别较大，最典型地表现为地方政治、经济等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冲突。

　　就我国而言，原有的国家、地方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是在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下建构的，在这种框架下，国家、地方精英和大众被高度地整合在了一起。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精英和大众发生了很大的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并没有建立起来。

　　在我国原有体制下，精英大众之间利益冲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来解决的，这种利益协调的方式是建立在我国僵化的精英和大众利益关系以及特殊的计划经济的前提之下的。然而，我国特殊的嫁接式的改革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前提：原有的掌握地方政府权力的地方官员转变成为新的条件下的"理性"的地方政治精英，一部分人在地方脱颖而出成为地方新兴的经济精英，地方大众成为越来越主动和积极的力量[7]。

　　六、结语

　　人民内部如果没有矛盾的存在，势必毫无生机与活力。人民内部的群体性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是所有群体性事件都是有害的。恰当的群体冲突有利于调动政治发展的积极性，提高政府决策的效能。科学有效地激发和利用建设性的内部矛盾，减少和消除破坏性群体性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工作绩效，实现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