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汇率变动的国际政治效应

 　　一、币值的高估与低估之国际政治效应

　　（一）货币坚挺与国家强大

　　第一，货币坚挺是否是国家强大的标志？

　　汇率高估有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汇率高估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货币坚挺对发达国家来说，在其他国家看来，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即货币坚挺是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优异的体现。另一方面，货币坚挺代表着国家的强大。货币坚挺或者说是汇率高估，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本国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会表现出本国货币的需求旺盛呢？这是因为投资者对本国货币的购买力充满信心，相信将来本国货币能够保持购买力不变。

　　为什么投资者对本国的货币充满信心呢？答案的谜底就在于本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例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认为货币坚挺是国家经济政治强大的体现（how a strong dollar shows how strong our nations was），认为"货币坚挺是一件好事"。这种观点来自于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认为，"因为汇率坚挺意味着一国经济生机、强大和竞争力。当然，这种看法有时可能过于偏激。里根在任期内，他的一些助手们就这么宣扬过美元坚挺的好处，有时甚至达到了夸大的地步。所有这些好处后来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但他们的直觉是对的。"[4]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高估有两个含义：第一，从经济层面来说，为了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本国货币会大大高估。因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的资金，急需资金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币值高估就成为了筹措资金的一种便利手段。例如，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人民币被大大地高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2.461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1971年12月18日，美元贬值7.89%，中国人民币同时相应地升值达到了2.2673元人民币[6]。第二，从政治层面上，把本国货币高估，有利于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宣告本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良好。

　　第二，汇率高估是否与一个国家尊严有关？

　　货币坚挺有时被国家认为是体现了国家的尊严。例如，中曾根就认为，强势日元与他的日本"政治大国"目标是相符的，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战略的一部分，强势日元意味着在世界上日本所处的重要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中曾根认为，日元汇率升值可以把日本新获得的经济财富转换为国际威望。

　　与此相对应的是，认为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衰落的表现。"货币贬值，一般来说当然意味着进口成本的上升和以外币计算的出口收入的减少。换句话说，它表明这个国家变得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这自然不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价值的历史性变化吧：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非常坚挺，但自从出现几次明显下降之后，美元就走上了不断贬值的道路。到现在，美元对日元只有50年代的1/3了，对德国马克也只有2/5了，这就足以表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变化情况了。"[7]一般来说，贬值与国家衰落的关系是复杂的。国家的衰落一定会影响本国货币的购买力，本国货币的币值变化并不只是由国力一个因素来决定的，而且还包括本国发行量的大小等。

　　当前，关于货币升值与贬值的政治争论似乎成为一种政治口号，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现象之后，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国家，这时，本国的货币币值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变得坚挺，甚至是升值。但反过来，货币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同样，货币贬值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家经济实力衰落从长远来看，本国的货币币值会面临着向下调整。这样，关于汇率变动与国家强盛或衰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决定关系。因此，汇率变动的政治争论成为一种借口，成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

　　（二）货币升值与国际责任

　　汇率升值是否是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意识的一种体现？这一观点经常发生在汇率摩擦的国家之间，尤其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责任说"是一种能力――意图说。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必须要有义务和责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承担这样的责任，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8]具体到汇率问题上，这主要是认为崛起中的国家故意低估自己的货币，造成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力，使本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他国家则会被这一不公平的行为所害，甚至是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一观点在本文研究的题目――日元升值中被美国屡次提及，同样，在当今美国与中国关于人民币的争论都又再一次出现。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和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承担起自身的国际义务，让其货币升值。

　　那么，崛起中的国家又是如何反应的呢？"绝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处理那些国际货币问题的态度，都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明显的被动，变现为日本不愿在重要舞台上扮演角色。它只想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不愿和其他人掺和在一起。而且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排他的投入态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被动的角色；二是与美国的"不正常"关系。中曾根提出，要改变成为"世界中的日本"到"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行天丰雄指出，"在80年代，我们（日本）开始为成为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进行有意识的努力，而且我们也渴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9]因此，日元在负责任这一原则下开始大幅度的升值。在本文的后面，我们可以发现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与"国际责任"的认识不充分有关。 　　崛起中的国家如果想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下得到发展，就始终避免不了"国际责任"问题。因此，崛起中的中国是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发展的，这样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责任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中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政府认为，承担国际责任应该与自身能力相当。因此，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温家宝总理的话代表着中国在这问题上的立场。"从2005年7月份我们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21%。虽然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并不那么大，但是由于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实际上也处在升值的状况。这对我们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我们的目标是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但是，这是由市场和我们自己决定的，任何国家不能对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施加压力。"[10]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责任"的界定，汇率升值多少才算履行了国际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模糊性，因此，这也是汇率变动与国际责任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

　　二、汇率变动与国家的兴衰

　　（一）汇率变动与国家竞争

　　汇率变动在引发国家竞争力变化方面，引起的争论是两个层次的。第一，汇率变动引发关于"倾销"的政治争论。汇率变动与倾销的关系主要是指汇率故意低估造成本国的产品相对于外国更加具有竞争力，从而迫使外国生产厂商破产或者转行。因为，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价格，而进出口价格的变化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进出口量。一般来讲，一种货币贬值会减少贸易赤字，因为它会使进口品更昂贵；而货币升值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汇率波动使反倾销指控称为热点。当日元急剧升值时，似乎大多数日本出口商都在搞倾销：用美元来结算，美国的倾销价格低于在日本生产或销售同样产品的价格。"这一点特别在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改变汇率政策时常常出现。第二，汇率变动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上如何认识？这也是对汇率变动的重点争论之一。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国际竞争力的涵义和如何测量。关于竞争力的定义，由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拉?迪森（Laura D′Andrea Tyson）《鹿死谁手》一书中给出。她指出，竞争力是"能持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生产出在国际竞争力中经受住考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因此，一方面，长期低估会对外国的生产者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造成本国的成本却较小。事实上，汇率波动与国家产品的竞争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我们可能发现国家产品的竞争力是汇率变动引起的，也可能认为汇率变动会造成国家产品具有竞争力。要分清具体的场合。因此，把汇率问题与国际竞争力进行挂钩，保罗?格鲁克曼给出了主要的原因："竞争力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一样，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以爱国为名谋求私利。"

　　（二）国际收支逆差是否是国家衰落的表现

　　这个观点是霸权稳定论的一个重要证据。罗伯特?吉尔平引用卡洛?西波拉（Carlo Cipolla）关于帝国衰落的研究，"经济政治大国衰落的一些传统特征：过度的税收、慢性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困难。……但里根'经济奇迹'的虚假繁荣蒙蔽了美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真相，不知道他们仅仅依靠别国的金钱才繁荣兴旺。总的来说，美国人民未能领会预算赤字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社会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收支逆差被认为是国家衰退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分析国际收支的政治影响，我们需要具体地区分各个项目的差额。首先，国际贸易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特别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当前体现经济发达是更为重要的服务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出口中制造业和服务的比重越大，经济就越发达。因此，我们不能混淆国际收支逆差与国际贸易逆差。国际贸易差额是反映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国际收支逆差则不一定是国家竞争力丧失的体现。其次，当前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信用在经济中扮演中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个人而言，对国家来说，这种情形仍然适用。能够拥有大量信用的国家一定会是富国，而不会是穷国，因为富国才会让人相信信用总体上是安全的。

　　汇率变动与国家实力变动发现关联。一般说来，汇率变动造成的政治效应发生在霸权国与正在崛起的且对霸权国的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