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对话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从理论角度出发，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是相互对立的，然而中国拥有相当复杂的历史环境，需同时面对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于是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又是彼此统一的。因此，中国应重视创新经济学方法论实现与时俱进。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基本理论视角下的异质性

　　 （一）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全面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2]。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

　　 各种思潮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

　　 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3]。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

　　 第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

　　 四、结语

　　 中国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要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坚持并不断吸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因此，中国只有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客观对待两者的理论内容，各自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具备中国主体地位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真正迎来中国经济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