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态笔记

 　[摘 要]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陆续出版，马克思的科学笔记将其生态思想更加完整地呈现出来。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阅读了许多具有生态思想的科学著作，其中包括李比希、马尔萨斯、达尔文、肖莱马、约翰斯顿、安德森、弗腊斯、塔克特、基尔霍夫和拉韦涅等人的大量著作。《资本论》不仅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揭示了资本的增殖与积累跟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思除了关注土地生态问题之外，还关注森林、气候变化甚至动物物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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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马克思；新陈代谢；生态思想 
　　长期以来，马克思因其所谓的生态“普罗米修斯主义”（即不顾自然限制而过分致力于工业主义）而遭受批判。这种批判甚至得到诸如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米夏埃尔・洛维（Michael L■wy）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以及其他刊物陆续刊登阐述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维度的一系列严谨且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之后，这一批判越来越难以为人所接受。普罗米修斯主义争论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恰恰是一个地道的实践问题，因为资本主义面临着全球性环境危机，但却无法拿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任何此类解决方案均有可能来自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各种生态运动，其中一些解决方案明确地质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现在重新发掘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对于发展左翼战略新形式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而言。 
　　然而，左翼人士很难为以下内容�_成明确共识，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何种程度上能为这些新的生态斗争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分类方法，“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诸如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马克思对诸多生态问题有所贡献；但同时也认为，马克思基于19世纪的分析很不完整且陈旧，与当今世界没有真正的关联性。相比之下，“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诸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他们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物化理论为基础，强调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的当代方法论意义①。 
　　本文将采取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并研究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笔记，特别是那些在1868年撰写的笔记。这些笔记将首次发表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Ⅱ）第4部分第18卷中①。正如伯克特和福斯特所正确地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笔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他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发表前后的兴趣点和关注点，以及他对诸如生物、化学、地理、矿物等学科进行深入研究时的方向，其中大量内容并未能融入《资本论》当中②。尽管《资本论》这一宏伟的计划未能最终完成，但是马克思在人生最后的15年当中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记满了片段和摘录。事实上，马克思三分之一的读书笔记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且笔记中近一半内容都与自然科学有关。马克思的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极为惊人。因此，像某些批评者那样，断定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作品中的强有力的生态论述都只是偏离生态主题的题外话，却同时又忽视他在晚期的科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大量相反证据，这绝对有失公允。 
　　如果阅读马克思在1868年之后的读书笔记，人们马上就会认识到马克思的生态兴趣在迅速增加。我将在本文中论证以下内容，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完成的话――必然会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紊乱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根本矛盾而进一步加以强调。另外，马克思不断加深的生态兴趣，也使得李比希对现代“抢劫制度”的批判更加复杂化――我也将在下文中对此加以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无法确认生态学在马克思晚期作品中的中心位置，因为他最终也没能完成他的巨著。但是，新出版的诸多笔记有望帮助我们理解在马克思的毕生事业中那些不为人所知却至关重要的诸多方面。 
　　一、不同版本《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与李比希 
　　目前，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现代农业的非理性的批判受到了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农业化学》和詹姆斯・F. W.约翰斯顿（James F. W. Johnston）的《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的深刻影响。这些著作均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忽视土壤的自然规律必然会导致土壤枯竭③。在1865―1866年间，马克思对这些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李比希的核心思想融入到《资本论》第1卷之中。在“大工业和农业”这一节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④。 
　　这一非常著名的段落，已经成为近期研究“新陈代谢断裂”的基石⑤。在这一节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公开表示他从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第7版（1862）中受益良多：“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即现代农业的破坏作用。”①上述评论解释了以下现象，即为什么有关“新陈代谢断裂”的研究方法始终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在思想方面源自李比希对现代农业的批判。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资本论》（1867）德文第1版中（非常遗憾，没有英文版），马克思继续表示：李比希 “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这些卓见比所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加起来还要多”②。细心的读者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版的《资本论》与后来的版本有一处不一样――虽然最近才由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 （Carl-Erich Vollgraf）指出这一点③。在1872―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2版中，马克思修改了这句话的措辞。最终，我们看的版本是：“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④马克思删除了那句李比希的卓见比“比所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加起来还要多”的评论。马克思为什么弱化了他关于李比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认可呢？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处删减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动，意在明确李比希在农业化学领域中的独到贡献，并将这些贡献从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分离出去，因为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在该领域中犯过一些“严重错误”。而且，正如这几页内容所显示的那样，马克思对另一位特别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土壤问题的见解抱有极大的热情，这位政治经济学家就是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安德森详细研究了诸多土壤破坏问题。李比希自己也承认“现代农业的破坏作用”，马克思将这一论断誉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因此，马克思或许认为，他在《资本论》第1版中的表述过于夸张了。 
　　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在当时受到很多政治经济学家的热议，原因恰恰在于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所谓贡献，尤其是地租理论和人口理论⑤。比如，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甚至在马克思之前就承认了李比希的矿物质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关性。为了将李比希在农业方面的新发现融入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他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第2卷《农业及类似原始产业的经济论》第4版中添加了献给李比希的一些段落和注释。值得注意的是，罗雪尔使用了相似的语言赞美李比希：“尽管李比希的许多历史论断富有争议……尽管他忽略了国民经济中的很多重要事实，但是，这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也将在国民经济学历史上始终与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t ）齐名。”⑥事实上，罗雪尔的著作很有可能促使马克思在1865―1866年间重读李比希的《�r业化学》。这两位作者的相似评价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李比希的《农业化学》一书的主流观点。 
　　另外，我们也可以进行合理推测，即在《资本论》第1版中马克思有意将李比希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比较，因为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农业发展属于跨历史的、线性的发展，无论土壤是否贫瘠（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也无论产量高低（凯里、杜林）。相反，李比希对耕作这种“抢劫制度”的批判，恰恰谴责了农业的现代形式及其不断递减的生产力――对土地进行不合理的、破坏性的开发利用的一种后果。换句话说，李比希将现代农业加以历史化，为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和线性的角度看待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自然科学基础。 
　　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马克思在1867和1872―1873年间多少有点相对弱化了李比希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这会不会是因为马克思对李比希的化学成就也像对他的经济学错误一样而产生了疑问呢？在这种背景下，仔细研究马克思的书信和笔记，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1868年之后的宏伟目标和研究方法。 
　　二、关于李比希《农业化学》的争论 
　　阅读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书信和笔记，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在《资本论》第2版中，马克思改变了关于李比希贡献的评论，这可能不只是代表一种更正。马克思非常清楚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所受到的众多争议，所以，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后，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对李比希理论的正确性进行继续研究。在1868年1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书信中，马克思拜托他向老朋友化学家卡尔・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寻求建议： 
　　我想向肖莱马打听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书籍（德文的）哪一本最新最好？此外，矿肥派和氮肥派之争现在进行得怎样了？（从我最近一次研究这个问题以来，德国出版了许多新东西。）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积土论吗？为了写地租这一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资料有所熟悉。① 
　　马克思在信中所言，清晰地反映出他在1868年初研究农业专著的目标。他不是在寻找一般的最新农业论著，而是特别关注有关李比希《农业化学》的争论和批判。注意以下事实非常重要，即在《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中，马克思一反常态地指出李比希研究结果的重要性，虽然他认为这些理论在将来还需继续补充完善。更确切地说，这正是他在继续进行研究的部分主题――而且在诸如“土地生产率降低”等与利润率下降论述有关的基础领域②。 
　　李比希被誉为“有机化学之父”，他充分论证了植物的健康生长既需要有机物质也需要无机物质，比如氮、磷酸和钾。与主流理论关注腐殖质（土壤的有机成分，由动植物腐烂后的物质所组成）或者氮相反，他断言所有的必需物质的供应一定要大于“最小量”，这就是李比希的“最小因子定律”③。尽管李比希关于无机物质的作用的论断时至今日仍然正确，但是，由此衍生出的另外两个理论，即矿物肥料理论和土壤枯竭理论，都即刻引发了争议。 
　　根据李比希的观点，如果缺乏经常性的补充，那么土壤中无机物质的量就是有限的。因此，如果想要可持续性地种植农作物，人们就必须将植物吸收掉的无机物质再有规律地返还到土壤中去[这种返还，或者以无机物的形式，或者以有机物的形式，有机物会被转化（矿物化）为无机物]。李比希将这种必要的返还称为“归还原则”（law of replacement），并且认为无机物质的完全替代是可持续性农业的根本原则。由于土壤每年都会流失大量养分，而自然本身无法提供充足的无机物质，因此，李比希主张使用化学矿物肥料。李比希认为，阿尔布雷希特・丹尼尔・特尔（Albrecht Daniel Thaer）在《实用农业原理》中提出的腐殖质理论和约翰・本内特・劳斯（John Bennett Lawes）与约瑟夫・亨利・吉尔伯特（Joseph Henry Gilbert）的氮理论都有严重缺陷，因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土壤中无机物质含量的有限性。 
　　基于其理论，李比希告诫人们，违反归还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壤枯竭会威胁到整个欧洲文明。根据李比希的理论，现代工业化在城乡之间制造了新的劳动分工，因此，大城市中的工人阶级所消耗的食物不再返还并储存到原来的土壤之中，相反却通过厕所马桶直接排放到江河之中，没有再进行进一步的利用。此外，由于农产品和肥料（骨质和秸秆）的商品化，农业生产的目的由可持续生产变成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即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榨取土壤养分，将它们变成农作物。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李比希将现代农业斥责为“抢劫制度”，并告诫道：打断自然的新陈代谢互动过程，最终会导致文明的衰落。从早年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李比希对化肥这个万灵药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然而，在1862年版的《农业化学》中，尤其是在新版序言中，李比希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更加强烈地强调了现代农业的破坏作用。 　　由于李比希在1862年强化了他对抢劫制度的批判并更正了此前的乐观态度，因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感觉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关于土壤肥力的争论。与此同时，李比希对抢劫制度和土壤枯竭的批判也在学者和农学家当中激起新一轮争议。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书信清晰地表明，即便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后，他仍然试图从更具有批判性的角度来验证李比希理论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马克思和罗雪尔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这场讨论。正如福斯特所陈述的那样，亨利・查尔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早已提到过美国农业生产的浪费，并认为不负责任地“从土地中掠夺”是对子孙后代犯下的严重“罪行”①。李比希也对凯里的说法很感兴趣，并大量引用了他的著作；但是，在1865―1866年间阅读《农业化学》的时候，马克思可能完全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与凯里通过信，凯里将自己关于奴隶制的著作赠送给马克思，该书中包含一些凯里关于土壤枯竭的观点；马克思也研究了凯里的经济学著作②。不过，可能在马克思遇到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的著作之后，凯里在这场关于土地的全面争论中的地位才变得更加突出。杜林于1867年12月发表了全世界第一份关于《资本论》的书评，在路易斯・库格曼（Louis Kugelmann）把这份评论寄给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于1868年1月开始研究杜林的作品。 
　　杜林――柏林大学的一名讲师――是凯里经济学理论的狂热支持者。他也将李比希的理论融入到自己的经济分析之中，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凯里关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城镇社区的建议的合理性；在这样的社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和谐共生，没有植物养分的浪费，也就不存在土壤的枯竭。杜林认为，李比希关于土壤枯竭的理论是“在凯里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根支柱”，并声称： 
　　土壤枯竭，例如在北美地区，已经成为重大威胁，将……只有通过基于保护和教育国内劳动力的商业政策才能最终遏制这一势头。为了和谐地发展一个国家中的各种设施……需要促进物质的自然循环，并确保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的养分能够再次返还到土壤之中。① 
　　在《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中，马克思构想出一个超越了城乡对立的未来社会；在这个未来社会当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②。如果马克思知道杜林有和他相似的观点，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杜林强调，作为生产浪费的“唯一应对措施”就是通过克服城乡分离而“有意识地调节物质分配”③。换句话说，马克思――以及杜林――的主张反映出当时“李比希学派”的风头正盛。在随后的几年中，马克思对杜林的批判观点开始增加，因为杜林开始将自己的理论体系拔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唯一真正基础。这也有可能使马克思愈加怀疑杜林对土壤枯竭的解释以及其对这一理论的支持，即便马克思依然承认李比希理论的有效性。但无论如何，在1868年初，这些散乱的观点已经促使马克思研究“反对李比希土壤枯竭理论”的著作。 
　　三、李比希的马尔萨斯主义？ 
　　马克思尤其担忧一点，即李比希关于土壤枯竭的告诫中隐含着马尔萨斯主义。借用杜林的话的来说，他们复活了“马尔萨斯的幽灵”，因为李比希好像为食品短缺和人口过剩这个古老的马尔萨斯主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科学的”解读版本④。正如上文所述，李比希观点的主要基调发生过转变，即在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属于积极态度，而在19世纪50年代晚期到19世纪60年代则转变为相当悲观。在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工业化农业之后，他预言欧洲社会的未来是黑暗的，充斥着战争和饥饿――如果继续无视“归还原则”： 
　　在几年之后，鸟粪储备将会消耗殆尽，在那时，我们可以说再也不需要用任何科学的或者理论的争论，去证明要求人类关心保护生存环境的自然法则了……为求自保，所有国家将不得不陷入杀戮和消灭对方的无休止战争之中，以便再次恢复平衡状态；而且，但愿不会再次发生像1816年和1817年那样连续两年的大饥荒，否则，幸存者也会看到成千上万人横尸街头。⑤ 
　　李比希的悲观情绪在这一段落中显露无疑。尽管李比希�⑾执�农业称为“抢劫制度”的观点比广泛流传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非历史性的“收益递减规律”更具优越性，但是，他的结论却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有一些含混不清的关联。当然，马克思特别担心李比希参考李嘉图的理论。实际上，李比希与穆勒有交情，并且很有可能受到后者的直接影响。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非其本人原创，也不是来源于马尔萨斯，当然更不是像李比希所错误地假定的那样来源于穆勒，而是来源于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安德森在土壤退化方面为李嘉图的理论提供了历史性基础。那么，让马克思感到担忧的是，那个时代常有人把李比希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联系在一起――他们代表着一种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研究截然相反的逻辑，而马克思的理论则强调土壤问题的历史性本质，这就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观点完全不同①。 
　　在关于土壤枯竭的广泛讨论中，李比希的马尔萨斯主义可能更像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细节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农业化学》一书在1862年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②。对于杜林而言，马尔萨斯主义并不是一个如此之大的问题，因为他相信凯里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将“马尔萨斯的幽灵”驱逐了出去，从而说明，社会发展有可能培育出更好的土地③。当然，马克思并不能接受这种幼稚的猜想，他在1869年11月致恩格斯的书信中写道：“凯里先生忽略了人所共知的事实。”④ 
　　因此，马克思在1868年开始阅读对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持批判立场的诸多作者的著作。他已经熟知诸如罗雪尔的诸多观点，这些观点认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抢劫制度应该受到批判；然而，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只要有利可图，抢劫制度就有其正当性⑤。根据罗雪尔的观点，只有在土壤原始肥力的恢复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之前才有必要停止抢劫――市场价格会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接受了罗雪尔的观点，在其1866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社会问题的观点）》中，他反对杜林对李比希和凯里的认同。在1868年初，马克思阅读了朗格的这本著作，朗格在第4章中讨论了地租理论和土壤枯竭问题，马克思将阅读笔记的重点即放在此章，这一点绝非巧合。马克思特别记录下朗格的观察，即凯里和杜林抨击了与英国的“贸易”，将之称为万恶之源，并将“保护性关税”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马克思却没有记录朗格对以下事实的认可，即“工业”具有“集中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导致了城乡的分离，还导致了经济的不平等⑥。类似于罗雪尔，朗格认为，“尽管李比希的理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抢劫式农业则是合理的⑦。 　　在德国经济学家尤里乌斯・奥（Julius Au）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诸多相关观点。马克思拥有一本尤里乌斯的《辅助肥料及其对国民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意义》（1869），他在书中作了诸多旁注和评论⑧。虽然尤里乌斯承认李比希的矿物理论具有科学价值，但是他对土壤枯竭理论是否能够作为一种“绝对的”自然规律却持有怀疑态度。相反，尤里乌斯认为，一种“相对的”理论对俄国、波兰或小亚细亚地区的农业生产意义不大，因为这些地区的农业可能通过大面积种植而获得可持续发展，而非遵循“归还原则”①。不过，尤里乌斯似乎忘记了一点，即李比希主要关注西欧国家。另外，尤里乌斯最终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像罗雪尔一样，他希望依此阻止对土壤肥力的过度消耗，因为土壤完全有可能停止盈利。对于朗格和尤里乌斯而言，李比希理论的余下部分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土壤无法获得无限改善。毕竟，他们都是支持人口过剩理论和收益递减规律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支持者。 
　　马克思对所有这一切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写出“白痴！”这样的评论，并在他所拥有的那本尤里乌斯的书上写下了许多表示怀疑的问号②。对于朗格的著作，他的评价也一样怀有敌意；在1870年6月27日致库格曼的书信中，马克思极具讽刺意味地对朗格关于马尔萨斯的历史解读作出了评价③。另外，我们可以确认，马克思可能对通过市场价格波动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想法并不感兴趣。由于马克思并不支持凯里和杜林的观点，因此，为了对现代抢劫制度进行清晰而精确的批判，他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土壤枯竭问题。 
　　总而言之，马克思首先认为李比希对现代农业的破坏效果的描述，可以用来作为反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抽象的收益递减规律的有力论据；但是在1868年之后，马克思开始质疑李比希的理论，因为关于土壤枯竭的讨论呈现出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调。因此，马克思从其有点不加批判的、有点夸张的评价中开始后退，不再用“但也包含一些卓见，这些卓见比所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加起来还要多”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李比希的研究成果。他非常清楚地表示，将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 
　　四、马克思和弗腊斯的新陈代谢理论 
　　如果李比希的马尔萨斯倾向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中更改措辞的负面原因，那么更加正面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发现另外一批作家，在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批判方面，他们像李比希一样重要，卡尔・弗腊斯（Carl Fraas）就是其中之一。在1868年1月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书信中，马克思提到向肖莱马询问过农学家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弗腊斯④。尽管肖莱马没能为马克思提供弗腊斯的“冲积土论”的任何具体信息，但马克思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阅读了几本弗腊斯的著作。 
　　弗腊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于马克思在1867年12月至1868年1月间的读书笔记当中。马克思在此期间的读书笔记中提到了弗腊斯于1866年出版的《农业危机及其补救办法》一书的书名，该书抨击了李比希的土壤枯竭理论⑤。马克思在1868年1月写信给恩格斯，其中提到“从我最近一次研究这个问题以来，德国出版了许多新东西”，他在此所考虑的可能就是弗腊斯的著作⑥。 
　　弗腊斯的著作出版之际，恰在李比希批判慕尼黑的农业教育者和具体实践的农民无视科学之后，他与李比希的关系开始变得十分紧张――弗腊斯在慕尼黑教书数年。作为回应，弗腊斯为慕尼黑的农业实践作了辩护，并称李比希的理论名不副实，并代表着一种向马尔萨斯理论的倒退――马尔萨斯理论无视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农业形式，它们不仅没有引起土壤枯竭，相反却维持甚至提升了生产力。根据弗腊斯的观点，李比希的悲观主义源自他不言而喻的假设，即人类必须能够将无机物质返还到土壤之中，因此，土壤就需要――如果城乡分离仍然没有解决――化肥；然而，化肥过于昂贵。与之相反，弗腊斯提出了一种更加经济适用的方法，即利用自然本身持续性地维持土壤肥力，他的“冲积土论”阐述了这种方法①。 
　　在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定义中，冲积土是：“泥土、沙子、砂�[、石头以及由河流、洪水或其他原因冲刷、沉积下来的运来物质，堆积在非永久性浸没在湖水或海水中的陆地之上。”②冲积物中含有大量对植物生长十分关键的矿物质，因此，由这些冲积物定期沉积而形成的土壤――通常靠近河谷――就能年复一年地生产出大量的农作物，而且不需要施肥，比如多瑙河的沙洲、尼罗河或波河的三角洲，还有密西西比河的河滩。洪水中充满生机的沉积物源于流域上游的土壤侵蚀，因此，冲积土壤的肥沃是上游土壤贫瘠化的一种结果，这些土壤最有可能来自丘陵和山脉的斜坡。受到大自然中这些例子的启发，弗腊斯提出如下建议，即通过在耕地上建造临时大坝以规划河流的方法来获得“人工冲积土”，从而廉价且几乎永久性地为土壤提供重要的矿物质。马克思的读书笔记证实，他仔细研究了弗腊斯关于冲积土在农业领域中的实践价值的诸多观点③。 
　　不过，马克思对弗腊斯最感兴趣的地方也许并非冲积土理论。在热切地阅读弗腊斯之后――在其读书笔记上记录下众多段落，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称赞了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 
　　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1847）一书十分有趣。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物种甚至产生于有史时期。但是他同时是农学家。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并且与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而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他曾经用希腊文着书）。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④ 
　　马克思居然在弗腊斯的著作中发现了“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似乎很令人吃惊，尽管弗腊斯对李比希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详细阐述了古代文明，特别是古希腊――弗腊斯曾有7年时间担任希腊皇家植物园主任和雅典大学植物学教授――如何在无节制的森林砍伐之后而崩溃，因为森林砍伐导致当地环境产生不可持续的诸多变化。由于当地植物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比如大草原的形成，或者更严峻的情况，比如荒漠化开始出现，古代文明因此而最终崩溃（尽管弗腊斯的解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今天有人可能会认为，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并非荒漠化本身，而是诸多需要较低湿度的植物的生长――因为大量的降雨并没有渗入土壤，而是通过地表径流的形式流失了）。 　　在我们讨论中，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即弗腊斯尤其强调“自然气候”对植物生长的重要性，因为自然气候对土壤的风化过程具有很大影响。因此，仅仅分析土壤的化学成分还不够，因为土壤中的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对土壤的风化过程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气候因素，例如温度、湿度和降雨。这就是弗腊斯将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命名为“农业物理”的原因，与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形成了鲜明对比①。根据弗腊斯的理论，在某些地区，由于气候条件较为适宜、土地临近河流，而且洪水定期带来沉积物，那么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出产大量农作物而无需担心土壤枯竭，因为大自然通过冲积土沉淀自动地履行了“归还原则”。当然，这种情况只能适用于某些特定国家中的部分土地。 
　　在阅读了弗腊斯的著作之后，马克思对“农业物理”产生了更加深厚的兴趣，他曾告诉恩格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近代和现代农业文献。物理学派同化学派是对立的”②。我们在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兴趣发生了变化。在1868年1月，马克思主要跟踪研究“化学派”内部的诸多争论，其主要内容围绕矿物肥料和氮肥哪个更有成效。早在1861年，马克思就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他认为有必要对最新的诸多发展进行“某种程度”的研究。然而，在对弗腊斯的著作进行了长达两个半月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将李比希和劳斯归类为同一个“化学派”，而将弗腊斯的理论归结为一个独立的“物理学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类也反映了弗腊斯本人的判断，因为他认为李比希和劳斯在土壤枯竭方面的观点过于抽象和片面，单独过分地强调化学成分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③。最终，马克思也开始相信，他“必须”对农业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 
　　弗腊斯的独特之处在这一方面也非常明显，即他很关心在历史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人类影响。事实上，弗腊斯的著作是涉猎这个主题的最早研究之一，后来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人与自然》（1864）中称赞过此书④。借助于古希腊文献，弗腊斯展示出植物品种如何因为当地气候逐渐变得闷热干燥而实现从北向南或者从平原向山地的迁移。弗腊斯认为，这种气候变化肇始于古代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大规模森林砍伐。古代社会分崩离析的故事，对我们当代社会的现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弗腊斯同样也警告过，现代社会对木材的过量使用――这个过程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将会对欧洲文明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阅读弗腊斯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欧洲森林消失这一问题，他在自己的笔记中作了如下记录：“法国现有森林面积不及原来十二分之一；英格兰原有69块大片森林，现在仅存4片；在意大利和欧洲西南部半岛上，曾经在平原地带都很常见的大片森林，现在即便在山上都难得一见。”⑤弗腊斯痛惜道，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使人们得以砍伐更高海拔的山地森林，而且只会加速森林砍伐。 
　　通过阅读弗腊斯的著作，马克思开始发现在生态可持续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所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紊乱的洞察力，远远超过了李比希理论中的土壤枯竭问题，并延伸到森林砍伐问题。当然，正如《资本论》第2版所显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抛弃了李比希的理论。相反，马克思仍然认为，在自己对现代农业的批判方面，李比希的理论贡献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在马克思评价弗腊斯的著作中含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时，他那时已经明显将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议题，比第1版《资本论》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 
　　马克思对森林砍伐的关注并没有局限于阅读弗腊斯的著作。在1868年初，马克思还阅读了约翰・D. 塔克特（John D. Tuckett）所著的《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并记录下少数载有重要内容的页码。在马克思所记录的其中一页上，塔克特论述道： 
　　我们祖先的懒惰似乎是一个充满遗憾的问题，因为他们忽视了植树造林；在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会在森林破坏之后再重新种植足够的幼林。这种普遍的浪费好像恰巧在海煤的用途（用于熔铁）被发现之前达到了顶峰，当时用于冶铁的消费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好像整个国家的木材和树木都要消失殆尽……然而，在目前，植树造林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也有利于国家的绿化，还能提供阻挡强风的屏障……最初，人们很难体会到在光秃秃的国土上大量造林所能带来的好处。由于没有森林抵御寒风，饲养的牲畜随之生长迟缓，植被也经常长得干枯焦黄，东倒西歪。此外，牲畜在温暖而舒适的环境下，喂养半数草料就已经足够了。① 
　　森林在农业和畜牧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很显然，这才是马克思在1868年的兴趣所在。 
　　马克思虽然在1868年之后没有再直接提及弗腊斯和塔克特的著作，但是他们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力在《资本论》第2卷的第二份手稿中仅然清晰可见――这些手稿完成于1868―1870年间。马克思已经在第3卷的手稿中提到，砍伐森林在私有制下无法保持可持续性，即便在国有制中也仅能够勉强维持②。在1868年之后，马克思对现代抢劫制度倾注了更多注意力，不仅限于农作物种植，还扩展到森林砍伐。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引用了弗里德里希・基尔霍夫（Friedrich Kirchhof）的《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以证明资本逻辑与植树造林的物质特征无法相融③。他指出，植树造林所需要的时间很长，时间成为一种自然限制，迫使资本尽量缩短森林砍伐和森林再造的周期。在《资本论》第2卷的手稿中，马克思对基尔霍夫著作中的一个段落作出了评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④马克思显然已经意识到，砍伐森林所造成的危险不仅包括木材短缺，还包括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必然��引发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 
　　比较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著作，我们就能发现他的生态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资本的力量所带来的历史变革：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米夏埃尔・洛维批评过这段文字，认为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化的想法过于单纯，而且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破坏。洛维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空前能力致敬”，“他们毫无保留地赞美了现代资产阶级对‘自然力的征服’，‘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②。洛维对马克思的所谓“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理解似乎难以反驳，即便福斯特提出过另外一种观点③。然而，即使洛维的解读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当时的思想，他的批评也很难概括马克思的一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中，生态内容一直在稳步增加。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之后的思想发展表明，他后来特别关注森林砍伐问题。因此，以下这种观点值得高度怀疑，即认为晚期马克思会以进步的名义赞誉大规模砍伐森林，相反却不考虑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意识的、可持续性的调控。 
　　五、马克思在更多领域中的生态批判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生态兴趣还延伸到了畜牧业。在1865―1866年间，他已经阅读过莱昂斯・德・拉韦涅（Léonce de Lavergne）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这位法国农业经济学家在书中论述说英国农业具有优越性。拉韦涅举了一个例子，即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 Bakewell）开发出的英国式繁育方法，名为 “选择体系”，可以使羊生长得更快，产出更多羊肉，但却只要维持它们生存所必需的骨量④。马克思在笔记中对这种“改良”的反应极具深意：“明显早熟，完全病态、骨量不足、过多脂肪和肉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人造产物。令人作呕！”⑤这样一些评论说明，把马克思描述为无条件支持现代技术进步，完全有违事实。 
　　从19世纪初开始，贝克韦尔的“新莱斯特羊”就被引进了爱尔兰，在那里人们将这些羊又与当地羊配种，培育出一种名为“罗斯康芒羊”的新品种，以提高爱尔兰的农业生产率⑥。马克思完全清楚，这种对当地生态系统的人工改造，其目的就是加速资本积累；因此，马克思拒不接受，尽管这种改造会明显“提高”生产率：动物的健康和幸福屈服于资本的利益。所以，马克思在1865年就明确指出，这种“进步”根本就不是进步，因为只有毁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实现这种进步。 
　　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第二份手稿中再次研究资本主义畜牧业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发现资本主义畜牧业和资本主义林业的不可持续性具有同样原因：生产时间对资本来说过长。马克思在此处引用了威廉・瓦尔特・古德（William Walter Good）在《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各种谬论》（1866）中的一段论述： 
　　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农业要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支配，以前从制奶地区送到南方去饲养的小牛，现在往往出世不过8天到10天，就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及其他邻近的各大城市的屠宰场被大批宰掉……现在，如果我们劝这些小租地农场主饲养小牛，他们就会说：我们很清楚，用牛奶饲养小牛是合算的，但是第一，我们必须垫现钱，这我们办不到；第二，我们要等很久，才能把钱收回，而从事奶业可以立即把钱收回。① 
　　无论家畜成长得有多快――托贝克维尔和其他育种者的“福”，这种做法只能缩短牲畜过早屠宰前的成长时间，从而有利于缩短资本周转周期。马克思认为，这也不能算作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为这种发展追求短期利润而牺牲了可持续性。 
　　所有这些内容仅是在马克思1868年的笔记中找到的例子。那时，马克思也对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煤炭问题》（1856）很感兴趣――威廉曾警告说英格兰的煤炭供给即将枯竭，这在议会当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②。毫无疑问，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手稿的时候研究过上述诸多著作，并在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继续对这些著作加以研究。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以下结论，即马克思计划利用这些新的经验材料来阐述诸如资本周转、地租理论和利润率等诸多问题。在其中一个段落中，马克思写道：屠宰尚未达到标准年龄的牲畜最终会给农业生产带了“严重危害”③。或者，正如马克思在1867―1868年手稿的另一个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土壤或者矿产的枯竭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再也无法抵消农业和矿业的“生产力自然条件的递减”④。 
　　毫不奇怪，马克思在该手稿中对利润率的计算包括由于不变资本“浮动”部分的价格上升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的那些案例，这表明利润率下降规律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数学公式；其真实动态与资本的物质构成紧密相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对待它们⑤。换句话说，资本的增殖和积累并非抽象的价值运动；资本必然体现在物质构成当中，并且不可避免地以“有机成分”（源自李比希《农业化学》中的术语）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有机成分”受到劳动过程中具体的物质因素的制约。尽管有其弹性，但是资本的有机结构也不能任意更改，或者使其过于偏离每个自然生产要素的物质特征。资本最终不能忽视自然界。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将来某一天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崩溃。通过充分剥削利用物质弹性，资本总能依靠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而克服各种限制。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它可能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而继续存活下来，直到地球上绝大部分地方不再适合人类居住①。根据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笔记本中的记载，他对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的断裂特别感兴趣――新陈代谢断裂是为了资本的高效增殖而对物质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形态转变的结果。这些新陈代谢断裂更加具有灾难性，因为它们逐渐破坏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②。 
　　马克思将这些断裂看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并且认为有必要将它们作为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加以细致研究。正如本文所示，马克思很清楚李比希的理论并没有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他尝试着结合生态学、农业和植物学等不同领域中的新研究成果而继续发展并扩大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生态理论非但不过时，而且对将自然科学知识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的诸多新可能性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 
　　[本文原载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16年第9期。本翻译稿的发表已经获得《每月评讼》杂志和斋藤幸平博士授权。摘要、关键词和章节序列号均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