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现实: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祭

 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课堂里给研究生上课。远在内蒙古的同学当即打来了电话：你的家乡汶川地震了！下课后才发现和家乡所有的联系都已中断，那里还生活着母亲和三弟一家，家乡变成了牵肠挂肚的悬念，只能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去寻找。 
中国论文网 /4/view-13078008.htm
　　汶川为什么会发生大地震？ 
　　汶川县地处九顶山华夏系构造带，主要有三条大断裂斜穿全县。西边是青川～茂县断裂带，中部是北川～映秀断裂带，东部是江油～都江堰断裂带，呈北东～南西方向斜穿60～113公里，影响宽度13～32公里。历史上就沿着这三大断裂和褶皱穿插断裂，沿南东方向不断形成地震群。而这次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5・12汶川大地震”，就是以中部的北川～映秀断裂带为主线暴发，加之是浅源性地震，因而破坏力度极大，形成南为映秀～北为北川的重灾区，地震几乎波及全国，沿三条大断裂呈放射状对周围九省形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5・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汶川县志》上确切的地震记载，是始于明宪宗成化13年（公元1478年），到1947年共有31次。1657年那次大地震，留下了“地震有声，昼夜不间，至初八日山崩地裂，江水皆沸，房屋城垣多倾，压死男妇无数”的记载。1933年在茂县附近发生的里氏7.5级强烈地震，将古镇叠溪整体淹没在地震造成的堰塞湖中，周边各县损失惨重。三个月后湖水溃堤，洪灾再次袭击沿岷江两岸村镇，成为老人们经常讲述的悲惨故事。1952年以后，汶川地区有记载的较大地震又发生近200次，其中以1976年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记忆最为深刻。 
　　那时我是一名初中学生，地震时学校正在上课。突然间地动山摇，正在写板书的老师差点摔倒，大家意识到这是大地震，迅速从二楼教室逃到操场。如何跑的记不住了，只记得一到操场就感到手脚发软，一个个全瘫坐在地上。幸好几位欲跳楼求生的人被老师及时喝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后我们在地震棚里住了好几个月，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地震检测小组，每天要定时记录仪表数据。学校甚至还养了些鸡和兔子，想通过动物的异动预测地震。有了这次经历，我们对地震似乎不那么陌生和害怕。 
　　汶川的古老和传说 
　　有学者提出青藏高原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因为迫使猿猴从树上下地行走从而完成向人的进化，需要相应的剧烈地质气候变化条件，目前只有青藏高原的演进史最为具备。人类最早是走出非洲还是走出青藏高原，让学者们去争论，但汶川地区自古就有人类生存，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非常丰富。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汉藏羌各民族的先祖就已经在岷江河谷繁衍生息，岷江是蜀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汶川紧邻的茂县叠溪镇西就有蚕陵山，都江堰市西则有蚕崖关、蚕崖石，相传都与蚕丛有关。近几十年来在阿坝州的汶川、理县、茂县一带发现了不少石棺葬，当地羌族传说为“戈基人”墓，联系起来看，应该与古蜀人有关。1933年被大地震深埋在岷江中的叠溪镇，相传就是蚕陵古镇，今尚存古石刻“蚕陵重镇”四个大字和城门遗址，以及唐代的摩崖佛像，宋代的点将台等。 
　　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上古时期西南地区的大部分民族都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四川甘孜、阿坝两州、青海和西藏），依山势而居，垒石为屋，农牧兼营，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他便是后来三星堆蜀人的嫡系祖先。司马迁《史记》中明确记载：“禹兴于西羌。”此外杨雄的《蜀记》，焦延寿的《易林》，赵煜的《吴越春秋》，陈寿的《蜀志》，谯周的《蜀本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常璩的《华阳国志》，萧德言、顾胤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等史书中，都先后有同样的记载。 
　　民国时期的汶川县长祝世德，曾专门编著一本《大禹志》，阐明在今之汶川县绵�镇，即旧汶川县城南十余里处的飞沙关，山上有一平地，为夏禹出生地，地名石纽村刳儿坪，至今尚有遗址。尤其是飞沙关绝壁之上有“石纽山”和“禹迹”两处石刻，字迹苍劲古朴。而史书所称大禹之妻为“涂山氏”，有学者指出就是距石纽山很近的今绵�镇涂禹山村人，那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汶川各地还有禹碑林、禹王宫、圣母祠等地名和遗迹相呼应。是不是大禹的故乡，也让学者们去考证，至少说明这里很早就有人类的文明。汶川确切的历史记载，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西南六郡，就在这里设立了汶山郡，数千年来人类就在这块起伏不定、多灾多难的地区顽强生存，毁了建，建了毁，人类从来没有屈服过。 
　　从西北向西南呈弧形分布的横断山脉，形成无数的群山沟壑，自古就是内地通中亚和南亚的陆上贸易通道和沟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茶马古道”。从川西平原的都江堰市出发，沿着岷江河谷上行，山势越来越险峻，到汶川县农作物种植从大米变成玉米等耐旱作物，再向西北前进，就变成荞麦和青稞等耐寒作物，牧业的成分也不断加大，当海拔达到三、四千米以后，畜牧业就逐渐替代了农业，地�葜鸾パ荼湮�相对平缓的高原。相应形成西北部以藏族为主、中部是羌族聚居区，南部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分布。处于沟通平原和高原通道上的汶川，也就成为藏、羌、汉、回等多民族杂居区。 
　　这次地震正好发生在汶川、茂县、理县和北川这几个羌族集中分布的县，羌族同胞损失最为惨重。《说文解字》说羌字从羊从人，远古时期他们游牧在西北甘青草原。正如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中原，逐渐演变为农业民族一样，古羌人也沿着这些连接青藏高原和成都平原的高山峡谷通道，从西北不断南迁。这种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大迁徙，沿着整个青藏高原东部一直到东南亚，形成汉藏语系的各个民族。留在岷江河谷的古羌人，从游牧民族改变为山地农耕民族，在这个地震带上，垒石为屋，形成今天勤劳勇敢的羌族人民。 　　汶川山势险峻，干旱少雨，高山峡谷中仅有的几块冲积台地，就形成村落城镇。人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顽强地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形成农业为主，牧业为辅，农闲外出打工相配合的生存方式。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许多汶川人参与修建，甚至打井垒石曾经成为羌人在川西平原赚钱的主要技能。几千年来汶川人活得很辛苦，也很顽强，除了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自然灾害的频繁袭扰外，民族间的冲突和旧制度造成的压迫也增加了苦难。虽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曾经纳入中央大一统之下，但在历史上分分合合，你来我往，想过点平静的生活并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1954年成都到阿坝的公路通车以后，汶川凭借交通优势和靠近成都平原的地缘优势，率先得到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更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成为阿坝州的工业重镇和文化重镇，有中央、省、州、县属企业288家，各类学校38所，人口发展到11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蒸蒸日上。 
　　面对大灾难，汶川人不哭 
　　一场突然的大地震，给汶川造成空前的灾难。汶川前进的步伐，被暂停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上。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刚刚修建完成的都江堰到汶川的高速公路几乎要推倒重来，县城80%的房屋需要重建，农村房屋普遍倒塌，而农民的生活还不富裕。当抢救生命的接力赛完成以后，活着的人怎么办，灾后如何建设更美好和牢固的汶川，是汶川人最关心的问题。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以后，政府建房基本都在抗震七级以上的标准，因而当这次更大的灾难到来时，县城的房屋大多只是开裂而没有粉碎性坍塌，我仍旧生活在汶川县城的亲人才得以幸免于难。汶川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磨练出乐观和顽强的性格。面对大灾难，汶川人不哭！ 
　　大地震发生一个月后，我作为文化部聘请的专家组成员，总算有了看望灾后家乡的机会。汶川却因为道路严重破坏而不能进入，我们只考察了都江堰、绵竹、北川的毁损情况。北川县城的惨状令人痛心疾首，汶川县城似乎要幸运一些，但城乡同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才在成都的安置点，见到灾后过渡的亲人，知道一些同学、熟人在地震中遇难，仅我毕业的母校绵�中学，就因为一块飞奔的巨石在操场转了一圈，当场就碾死12名空地避难学生。随后三弟开车送我进山实地考察，我们开始了心惊胆颤的回故乡之旅。 
　　大地震带来的破坏和惨烈，超乎人们的想象。我熟知的一位叔叔，在地震后失踪。家人朋友找遍了所有的救护医院，看遍了所有的遇害遗体，都没有下落。最后通过DNA鉴定，才确定他已经遇难，而那具遗体他们反复看了无数遍也没敢相认，因为人和衣服都彻底改变了颜色和形状。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实在太渺小也太脆弱了。我的一中学同学，夫妇俩人连同他们的房屋一起埋进巨大的山体滑坡里，孩子瞬间成了孤儿。到现在他们还埋在塌方里，当地人说无法挖，也不用挖。另一位同学连同乘坐的汽车一起被埋进了公路隧道，虽然这次大地震公路隧道几无垮塌，许多还成了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的汽车和旅客的避难所，但他经过的隧道却因两头被塌方堵塞，成了死亡通道。地震后那次北川县城考察，记忆尤其深刻，虽然经过了严格的消毒和一个月的晾晒，整个县城仍漂浮着死亡的气息，一直深入五脏六腑，让人永远无法忘怀。我一想起与大山长眠在一起的同学，就感觉到这股味道。 
　　山河破碎，百废待新，只有到了灾区，才会有真切的感受。在都江堰市，灾难的痕迹正被积极的救灾抹去。除了城郊新增的棚户小区还有清理为平地的废墟，春节的鞭炮和焰火依然热烈，只是增加的不是节日的喜庆气氛，而是一种对死亡和灾难的特殊纪念。市场冷清了许多，但小商小贩们顽强地做着生意，他们说要有尊严地活下去，不想给国家和社会添更多的麻烦。�亩冀�堰出发，公路已是崭新的柏油路，不时出现的扭曲和破碎的旧路，提醒人们刚过去的悲剧。地震的痕迹随着海拔高度而递增，绿色的大山开始破裂，山体滑坡从一道道的细流变为宽大的瀑布。车到震中映秀，大山已经斑驳陆离，到处是大片的塌方。新公路穿过老公路断裂的高架桥，构成进入震中的大门。公路边巨大的滚石被刻上“5・12震中映秀”几个红色的大字，成为一个鲜明的地震灾区标志。 
　　老映秀镇整体上变成了一座废墟，由武警把门看管了起来。地震灾害历历在目，阳光下一片死寂。漩口中学垮塌的教学楼前，放着温家宝总理春节慰问时摆放的花圈，黄色和白色的菊花带着露水，像人们伤心的眼泪。不时有人前来悼念，这里成为震中映秀的祭台。灾后新建的棚户区构成新映秀镇，生活依然在继续，透露出灾区人民顽强的生命力。我们登上半山的地震遇难者公墓悼念，这里集体埋葬着映秀镇六千多位遇难者。几个新立的墓碑上的照片，让我们感受到曾经有过的鲜活生命，土堆上残留的各式祭品，表达着亲人们刻骨铭心的痛苦。望着山下的映秀全景，我才回忆起她原来的样子，她被地震蹂躏得满目苍夷。旁边新建的棚户区闪光的屋顶和忙碌的施工场面，预示着一切都在重新开始。 
　　映秀再往北走，景象更加触目惊心。岷江变得又细又激，越发顽强地挤出峡谷，大山失去了植被，几乎全变为秃子，满目晃眼的白色，飞沙随风弥漫。往日熟悉的场景荡然无存，只有裸露的山体、巨大的塌方和塞满河道的石块。公路上每隔三、五百米，就有一位安全员站岗，监督仍旧不断滚落的飞石和塌方，交通时断时续。都江堰到汶川70多公里的距离，过去只需不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却变成了无法预计的漫漫长途。高山峡谷地形，使映秀以北地区的山川、道路、村庄几乎完全毁损，处处是大地震带来的惨烈。比之汶川县城朽而未倒，广大农村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地依山而建、垒石为屋的羌族民居普遍坍塌，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我曾经做过学术调查的羌锋村，房屋毁损达95%，死亡村民11人，受伤百余人。村里历经叠溪、松潘等大地震考验的千年古碉震塌了一半，当年我请费孝通先生题写的“西羌第一村”铜字，也只剩下一个“羌”字。 
　　一路拜访了许多亲友，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生死仅在一瞬间。他们讲述时都显得十分平静，就像谈别人的事。我知道，这平静来自于九死一生后的幸存感。对比伤者，肢体健全就是一种幸运，对比死者，活着更是一种幸福。他们把地震的苦难暂时埋藏在心底，因为还必须面对现实生存的挑战。灾区人要背负的痛苦太多了，以至于有些麻木。他们在外人面前总是显得很坚强，也很乐观，只有酒和情份都到位的时候，你才会听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 　　重灾区每家几乎都有亲人或朋友死亡或受伤，伤亡来得太突然，而且非常惨烈。震后忙于自救和重建，白天的日子还好过一些，一旦夜深人静面对真实的自我时，灾难造成的恶梦挥之不去。这种恶梦会随着生活回归正常和平淡而加重，使许多人难以走出心理的阴影。灾后综合症可能会在半年、一年、甚至数年后才爆发，让时间来治愈心灵创伤，可能与恢复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将是一个慢长而且艰难的过程。仅汶川县就有15000多名中小学生需要异地安置读书，无论死伤孩子的家庭还是在读家庭的孩子，都因为这次大灾难造成生离死别，牵动着几乎所有灾区家庭的神经。 
　　灾后十年重建路 
　　每当5.12汶川大地震的纪念日到来，都会让我止不住思念汶川，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我深切知道家乡重建的道路艰难而漫长。当安居的问题解决过后，乐业就成为更加艰巨的任务。汶川本来就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地震灾难和灾后重建又带来大面积土地减少，山地农耕基础越发动摇。从游牧走向山地农耕的古老羌族，不仅面临着灾后重建的短期任务，更面临着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第三次文化转型。尤其是灾后重建带来的打工机会逐渐减少之后，老百姓的生计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会更加突出。更何况地震和重建不仅掏光了老百姓的家底，而且还使很多家庭债台高筑。虽然当地政府和群众都在努力奋斗，但要彻底走出地震灾难的阴影和获得更好的发展，无疑还需要国家和全国人民的继续关心和支持。 
　　2009年的夏天，我率领研究生组成的六人调研团队，重新踏上回故乡之路。到达都江堰市已经是下午四时，因为交通堵塞正采取单向限行。我们迫不及待地坚持当天进山，就为早一刻看到思念中的汶川。一路的拥堵可谓前所未有，灾后重建使得这条还未完全康复的道路严重超载。在长长的隧道里，因为一辆大货车故障而导致全面堵死，汽车排放的尾气让人头晕目眩，很可能发生严重的群体性窒息事故。我们立即担当起临时的交通疏导员，忙碌了两个多小时才恢复交通，终于在晚上十时到达了汶川县城。疲惫的司机说感觉不好，固执地空着肚子返回成都，第二天上午就听说他刚过罗圈湾就发生了大塌方，接下来是一个多星期的交通中断，故乡就这样迎接游子的归来。 
　　我们的调研课题是灾后重建和羌族文化保护，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很快确定以布瓦寨、雁门村和羌锋村为调查基地，开始和当地群众生活在一起。汶川灾后重建可谓方兴未艾、遍地开花，从官员到民众一片忙碌，城镇和乡村到处是工地。从军绿色组成的救灾大军，变成了操南方口音的广东援建大军。广东的概念，汶川人从抽象到具体，从遥远到切身，从陌生到亲切。政府的办公室里，老百姓的抗震篷里，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上，到处是熟悉的广东人。我回到长大的古镇绵�，乡亲长辈抱着就痛哭，他们有太多的痛苦和悲伤。哭完过后说的是不怕，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解放军的救援，有全国人民的关心，有广东人的援助呢。我当年做博士论文调查时的房东王志高老人，就在老房子的废墟前，用他习惯的羌族山歌，讲述了地震的灾难以及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直唱得我们都泪流满面。 
　　灾后重建，让家乡汶川变成了大工地，记忆中熟悉的印记和大地震带来的伤痕，正在一点一滴地抹去。故乡的明天会怎么样？2010年的夏天，我接到了家乡的《大禹文化论坛》的会议邀请，这次我是带着全家回去的。“三年援建二年完成”的目标大部已经实现，对口支持绵�镇的广东省珠海市，没有满足于上级布置的援建任务，在圆满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外，还着力于当地的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生计。他们经过深入考察，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以绵�镇深厚的大禹文化、羌藏民族文化及古县城文化为基础，着手绵�旅游基础设施重建规划，构建以发展当地旅游产业和生态观光农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模式。将绵�镇定位于“大禹故里、西羌门户、震中姊妹、九寨驿站”，在史料有载、传说有根、现实有据的高店村建立以大禹祭坛为核心，包括禹王纪念馆、纪念馆副馆等设施，并对石纽山上的刳儿坪进行整体开发。大禹故里景区不仅成为九环旅游线上的一颗新的明珠，也激励着汶川人民延续大禹精神，重建美好新家园。 
　　这次回到绵�，熟悉变成了陌生。这个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跨河大桥将周边的几个村庄联系在一起，乱石林立的河岸变成了沿河走廊，河边建立了漂亮的珠海渔女雕像。残存的旧城墙和新建的城楼、广场、办公楼、医院、学校建筑融为一体，中间矗立着高大的大禹铜像。就连那块碾死学生的巨石，也变成精心打造的街心花园一部分，成为永久的大地震纪念物。老街按照规划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带着大地震的伤痕成为历史的遗迹，破败的禹王宫已经重修一新。居民搬进了新开发的城区，正忙着新楼房的装修和开始他们全新的生活。最壮观的是新建的大禹祭坛及其配套工程，展现着汶川历史的新篇章。 
　　又岂止是绵�古�，整个汶川县的城乡都演绎着沧海桑田的故事。依山成寨、木石结构的传统民居，普遍更新为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二、三层现代建筑，各乡各村都被重新打造，灾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震中映秀镇集聚了世界优秀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三江镇、水磨镇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县城所在的威州镇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城市花园，连父亲长眠的公墓都得到精心的修复。特别是夜色中的灯光装扮下，县城简直就是如梦如幻。几乎所有的人都说，灾后重建使汶川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至少提前了三十年。 
　　汶川告诉世界什么？ 
　　汶川大地震形成的灾区“对口援助”，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应急救灾、扶贫助困的特有模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也成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一场汶川大地震，上演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历史大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矗立起中华民族“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的丰碑。不仅那些灾后重建的雄伟工程和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应当说人们心目中更高大的，是抗震救灾中的无名英雄们，还有那些灾后重建中无数的援建者，灾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无私贡献。 　　我经常想起珠海援建绵�镇的组长陈仁福博士，他有着一付大嗓门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援建中受伤一直拄着拐奔波在工地上的张工，他把援建看作自己人生价值的一次实现；还有长期住在板房中以苦为乐的其他成员，那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只是灾后援建大军中的一员，不仅创造出一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东支西共同繁荣的“汶川对口支援模式”，而且通过这一模式实践着一个更加伟大的信念：多难兴邦，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华民族是一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这些抽象的口号，正是在援建的行动中变得具体而坚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因此得以展现，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弹指一挥间，汶川地震灾区走过十年的艰苦重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几乎每年春节，我都要回故乡看一看，汶川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大得让人无法相认；发展步伐是如此之快，快得让人眩晕。2017年汶川县地区生产总值57.57亿元，比2008年增长2.6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9472元，比2008年增长1.7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243元，比2008年增长3.5倍；先后获得“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四川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四川省重大农村改革任务年度推进示范县”等称号。 
　　今年春节自驾再去汶川，大年初二高速公路就开始堵车。号称“川A大军”的成都市民，早就不安分在家过年，兴起了自驾旅游的热潮。如果是在天气炎热、水果飘香的夏季，避暑圣地汶川更是热闹非凡。汶川甜樱桃、羌脆李、花椒成为人们竞相购买的山货，腊肉、豆花、农家饭更让沿途村寨的“农家乐”生意火爆。映秀、水磨、三江、龙溪等震后开发的旅游景区，一到节假日就游客如织。春节时县城的中心广场上，正举办由各乡镇群众轮番上演的节目，充满欢快喜庆的节日气氛。特别是2018年2月1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前往汶川县映秀镇考察，掀起了又一股关心汶川地震灾区的热潮。他访问过的那家饭馆，生意格外红火，连总书记关心过的“酥肉”也特别畅销，映秀镇甚至找一个停车位都很困难，更别说进出的堵车了。 
　　我回到博士论文调查点羌村，过去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现在变成密密麻麻的大村庄，许多高山村寨的人灾后搬到了这里，羌村和绵�镇、三官庙村几乎连在一起。房东王志高夫妇已经先后过世，我去给他们上了坟。当年村里的小破孩们，带着他们的孩子竞相开着私家车，赶回来与我相见，那种亲人间的亲密感情，让我深受感动。临别之时，各家都拿着一大堆当地土特产，无可商议地塞满我的汽车，一路散发着浓浓的乡味和难以消弥的乡愁。 
　　我的家乡变化太大了，大地震带来了大破坏，大破坏带来了大建设，大建设带来大发展。如何总结家乡的变化？我们正与汶川县政府共同筹划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汶川告诉世界什么？我们将出版《汶川十年：抗震救灾精神与社会文化重建》，这本书或许能给你一个回答。 
　　汶川，我的家乡，我曾经为你哭泣，也不断为你惊喜。我期待着，你继续展现人类不屈的精神和无限美好的未来！ 
　　2018年5月11日凌晨 
　　作者简介：徐平（1962-） ， 
　　男 ，四川汶川县人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教授，费孝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