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我党关于民族问题探索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启示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和民族实际的民族纲领政策，开创了一条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主张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独立、民族分离、建立联邦或区域自治等方面去阐释。随着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已认识到民族独立或联邦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主张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并最终确认了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认真分析长征时期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演变进程，对新时期科学总结党民族工作经验和指导民族工作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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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长征时期；民族问题；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3-0037-06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不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同时也开创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探索之路。学界对该时期的民族理论政策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但长期以来选题重复，重述轻论，对一些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历史过程上，对某些民族政策运用的深层次原因缺乏应有的解释和评析。本文试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需求，再次对长征时期民族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对总结我国的民族工作实践和推进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的完善和发展做出有益尝试。 
　　一、关于长征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简要述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国内学术界关于长征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时期： 
　　（一）改革开放之后至2000年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确立了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方针。大量关于红军长征时期我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文献以及相关著述得以整理出版，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周锡银著《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是较为系统阐述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著作。[1]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殷子贤、井家卓 的《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文献辑要》，[2]顾大全的《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学术讨论会综述》，[3]张文琳的《论红军长征在甘、宁期间对回族施行的政策》，[4]麻秀荣、王红的《红军长征时期党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途径的初步探索 》，[5]金炳镐、刘建中、赵仁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政策（1934.10-1937.7）――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二》。[6] 
　　上述研究对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进行了详尽的的梳理与阐释。 
　　（二）2006年至2013年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做出了“十二条”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化的形成。[7]488-489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民族问题研究领域涌现大量优秀成果。 [8-10]随着2008年“3.14”、2009年“7.5”事件发生，民族关系、民族工作等民族问题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学界、政界和民间在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方面出现了一些分歧和对立，大多数学者在重申和强调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理论政策的前提下，认为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而不是推倒重来。[11-14]这一时期对长征中党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十二条”的基本观点作为理论指导，围绕政策主张、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等方面进行阐释和解读。相关研究在平稳中推进，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注重结合历史经验关注现实问题。 
　　（三）2014年至今 
　　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党在民族理论政策方面做出了一些新的论述和部署。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规定了新时期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内容、原则要求和总体目标。在该理论体系框架下，学术界对红军长征时期民族问题的研究，更加注重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创造性发展。面对一些质疑、否定甚至反对我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的言论，学者们以历史为鉴、以现实为本，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进行了翔实论证和充分肯定。[15-16] 2016年红军长征80周年再一次推动了长征时期民族问题的研究高潮。学术界紧扣时代主题，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民族政策制定、民族干部培养、民族工作总结上逐渐出现更多创新性成果。[17-22] 
　　总的来说，关于红军长征时期党民族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显著，但民族理论研究的范畴还有待拓展，民族政策运用的分析还有待深入。新时期认真研究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对于当前进一步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指导民族工作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红军长征时期党关于民族问题探索的发展演变 
　　红军长征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指导方针和纲领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继续遵照之前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性原则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的现实情况，把民族问题与长征、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相联系，开启了一条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的探索之路。 
　　（一）�γ褡遄灾卫砺鄣某醪教剿�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试图以“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随着对革命情势和少数民族认识的不断深入，党对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1934年11月，党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工作原则的指示》，指出 “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给瑶民彻底的民族自决权（通俗些说，即瑶民的事情由自己去决定，汉人不得干涉），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争取瑶民弱小民族，统一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23]244此后，党把民族自决与民族平等联系起来，提出帮助弱小民族以获取其支持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川南特委关于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要》强调，苗夷瑶等少数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自决，才能争取民族解放。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目的，党指出民族自决不仅仅是为了分离、联邦，更重要的是团结和联合国内少数民族以开展反帝反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争取自身的民族解放。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23]367这时期党将民族自决的理论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联系起来，创新发展了民族自决权思想，并首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1936年10月，豫海回民自治政府作为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正式成立。 　　（二）民族地区革命政权的建设 
　　长征初期，红军执行了党提出的无条件承认少数民族自决权的基本方针，在沿途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很多少数民族政权，但仅限于工农苏维埃一种形式。 如川黔边南腰界的土家、苗、汉各族组成的苏维埃政府；羌族地区的茂县、理县和汶川县工农兵苏维埃；阿坝地区的藏族人民革命政府等。这种政权形式脱离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带有“左”的倾向，效果并不明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在帮助少数民族组织建立革命政权问题上，提出了应该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殊性而采取不同的形式。1935年8月5日毛尔盖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长征途中建立民族政权要“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级分化程度与社会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并强调不考虑地域性和民族性，“一般地组织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是不适当的。”[23]307毛尔盖会议后，鉴于川陕甘民族地�^的环境条件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权。如在川西北、甘南等地区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在川西北藏区建立了劳动苏维埃；在甘南哈达铺和文县等地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中央达到陕北后，党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为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这与过去教条主义的做法迥然不同，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理论的探索与民族工作的践行已经走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道路。 
　　（三）党对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 
　　长征前，党认为 “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民族斗争与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独立与解放。”[23]224长征初期党坚持这一观点的同时，对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党逐步认识到把少数民族的解放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少数民族的解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应当与红军和汉族不分种族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才是出路。”[23]282党一直欢迎鼓励少数民族加入苏维埃，加入红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还提出少数民族的解放要靠少数民族自己。长征途中，在党和红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组织与红军结成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阶级，实现少数民族的独立解放为宗旨的军事政治联盟，为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解放提供了武装力量和组织基础。 
　　（四）关于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 
　　少数民族统战工作是党在长征时期团结少数民族的有力武器。长征初期党偏重于通过下层统一战线来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对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把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34年11月，中央指出“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他们依然还是瑶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所垄断。我们苏维埃红军也不能不开始同这些代表者发生关系。”[23]2451935年5月，沙窝会议提出“上层阶层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24]535认为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少数上层分子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针对红军长征途中各少数民族上层的实际情况，党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少数民族上层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广泛开展多层次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随后，党中央陆续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蒙古族人民宣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联合西北各少数民族直接对日作战，建议和内蒙古人民、回族人民建立抗日反蒋联盟。党的少数民族多层次统战工作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党对民族问题探索的历史轨迹 
　　长征时期党有关民族问题的探索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这一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为后来民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完善积累了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主张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独立、民族分离、建立联邦或区域自治等方面去阐释。长征前，党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曾经提出过“民族独立”“民族自决”和建立“联邦制”等口号。随着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已认识到民族独立或联邦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的主张逐渐被抛弃，最终确认了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长征时期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从初期重视底层民众到重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再到建立多层次民族统一战线，党不断积极调整和开展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并吸收和培养了大量民族干部，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长征初期，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很多工农苏维埃政权。但这单一政权形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鉴于民族地区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少数民族的现实情况，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权。如在川西北藏区建立了劳动苏维埃；在甘南哈达铺和文县等地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为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经过长征革命实践的检验，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初步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积累了宝贵的民族工作经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日趋完善。 
　　三、红军长征时期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意义 
　　（一）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保障 
　　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共走了371天，其中在藏、苗、彝、回、瑶、壮、水、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就达125天，占全程总日数的33.7%；红二、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时间更长，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仅在川、康的藏、羌民族地区滞留时间就达一年以上。”[1]由于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执行，党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保障。长征途中，少数民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仅红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在云贵川地区就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25]17少数民族群众采取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为红军担任翻译、筹集粮食、侦查引路、修筑工事、烧饭制衣，为红军行军和执行作战任务提供了后勤保障。[26]在道义上，少数民族群众救死扶伤，掩护伤病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实力。长征途中关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的佳话，以及许多类似安登榜“从羌族土司到红军战士”的真实故事比比皆是。红军长征最艰难的行程在民族地区，最重大的胜利也在民族地区。长征的胜利与广大少数民族是分不开的，而党的民族工作是赢得广大少数民族极大拥护和支持的关键。 　　（二）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采用书写标语、发传单、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和方法，向沿途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主张，唤起了各族群众对革命的向往和同情，提高了各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党和红军的积极支持下，一些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武装组织。如“在四川阿坝、甘孜两大藏区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两个相当于省一级的少数民族政权。一个是大小金川流域的格勒得沙共和国，一个是包括藏区16个县的波巴人民共和国”，[27]同时还建立了两个相当于县级革命政权的回民苏维埃政府（茂县回民苏维埃和绥靖回民苏维埃）和一个苗民政府。 [28]如四川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县工农兵苏维埃、豫海回民自治政府，以及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贵州黎平县苗族侗族武�b自卫队、豫海回民游击队，甘孜藏区各县波巴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等等。虽然这些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在红军北上以后，基本上都被国民党摧毁，[29]124但是，它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党的指引下，少数民族群众明白了要争取民族解放，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只有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道路，才是他们翻身解放的唯一道路。在长征期间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武装运动从未停止过，经过革命洗礼的少数民族继续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本民族反动统治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三）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长征时期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次积极探索和成功运用。 
　　长征初期，“党的民族工作指导理论上的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存在着缺陷，主张以‘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在实践工作中不可避免出现一些与中国国情不完全符合的做法，使民族工作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30]34 
　　随着长征途中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不断深入，党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的现实相结合，使民族问题逐步与长征、抗日救亡运动、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党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从主张民族自决到放弃联邦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的。长征时期党对民族问题的积极探索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党科学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和创造性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积累了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其中体现的民族纲领政策都是对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四、红军长征时期党民族工作的现实启示 
　　（一）从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战略高度，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事务 
　　中国共产党自民主革命时期便已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积极处理革命进程中的民族事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纲领。民族事务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总是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长期影响牵制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重要问题。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了民族事务始终是关系我国革命与建设、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民族事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任务。因此，充分认识民族事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正确处理民族事务，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 
　　（二）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 
　　长征中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党对民族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科学认识，得益于民族平等团结理论政策的践行。近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仿苏、仿美两种理论形成的民族政治与法律制度在我国民族问题解决道路选择上的争论和对撞，严重干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许多重大民族理论政策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和科学判断。他指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得是成功的”，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这个源头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出产生多米诺效应”，严正申明“取消民族区域自治这种说法可以休矣。”[31]新时期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政治方向的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进行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创新。 
　　（三）用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引领民族工作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习近平提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32]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长征胜利，军民团结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关于中国梦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综观当今世界，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来干涉别国内政，通过挑起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牵制他国发展、攫取自身利益成为一些国家的惯用手段。面对这一复杂严峻的形势，唯有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积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才能减少外部干预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发轫于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完善于现代化建设时期，历经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完成了其理论体系化过程，也实现了自身的全面推进和发展。新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伴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还将进一步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为民族团结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