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藏式家具审美特征及成因研究

 　[摘要]传统藏式家具自成体系，独具雪域风格，其审美特征可以归纳为“建筑化”的外部造型、“密码化”的色彩运用和“多元化”的装饰纹样。藏族房屋的建筑形式对传统藏式家具的造型具有启发性，使其外观造型具有“建筑化”特征，传统藏式家具甚至可以视为藏族建筑的缩微版；色彩如同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密码”，也是传统藏式家具给人的第一印象，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便成为传统藏式家具重要审美特征之一；而透过传统藏式家具“多样化”的装饰纹样，我们可以参悟家具制作者不朽的匠人精神，同时也可以窥见藏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审美特征的形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涉及到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通过对传统藏式家具造型、色彩和纹样的分析，可以探究其审美特征的形成原因，即就近取材，适合藏人生活方式；宗教寓意，劝诫藏人从善弃恶；文化交融，寄托藏人美好愿望。 
中国论文网 /4/view-13078024.htm
　　[关键词]传统藏式家具；家具工艺；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3-0043-10 
　　所谓传统藏式家具，专指诞生于藏族地区，由藏族工匠制作，并符合藏族人民生活需要和审美习惯的家具。传统藏式家具自成体系，它以木质为主，注重装饰，独具雪域风格。 
　　由于缺少相关资料，传统藏式家具的具体起始年代尚无定论。但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藏就建立起了大型宫殿雍布拉康，该宫殿功能齐全，相信应该有与之相配套的家具。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主政时期，西藏地区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并不断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交往，气势恢宏的布达拉宫也修建于此时。特别是在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带去了大量唐朝的优秀工匠和先进技艺，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佛教分别从南亚和我国中原地区传入西藏，并得到统治阶层的推崇，开始兴建大昭寺等佛教寺院。为满足贵族日常起居和寺院宗教礼仪的需要，传统藏式家具在这一时期应有较大改进，样式和风格初步形成，但也必定融合了中原文化、南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此后的西藏地区历经王朝更迭、兴衰交替，而木制家具本身又不易保存，时至今日已经难以寻找到年代久远的器物。“幸好我们还可以在保存下来的唐卡和壁画中管窥传统藏式家具的发展脉络，从大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重要寺庙和宫殿流传至今的实物中探寻其独具雪域魅力的审美特征”[1]。 
　　梳理近些年的相关文献，对传统藏式家具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制作工艺、装饰手法和收藏价值上，还有就是侧重于藏式家具的创新设计方面。虽然也偶有著作或论文涉及传统藏式家具的文化内涵和隐喻，以及藏传佛教、文化交流对于藏式家具风格形成的影响，但都较为简略、浅显。至于传统藏式家具的审美特征及成因，目前还尚未有学者作专题研究，这也正是本文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一、 传统藏式家具的审美特征 
　　根据使用功能和使用场所的不同，传统藏式家具可分为寺庙家具和民用家具两类。寺庙家具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同�r也供寺庙僧人使用；民用家具主要是被藏民家居使用，同时也用于客店、商店的服务活动。然而这两类家具在审美特征上既有相似，也有区别，很难划出两者之间清晰的界线。 
　　总的来说，传统藏式家具的审美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建筑化”的外部造型 
　　就形制归类而言，传统藏式家具与我国明清家具大体相同。但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在传统藏式家具中坐卧具很少，承放具较多，而最为常见的家具可分为藏桌、藏柜、藏箱三大类。横向比较来看，传统藏式家具的品种相对单一，这既无法与我国琳琅满目的传统汉式家具相比，也与西南地区的白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家具有很大差距[2]。 
　　藏桌在传统藏式家具中出现较早，类型也较为丰富，常见的有供桌、经桌、餐桌、火炉桌等，在藏传佛教寺庙和普通藏人家庭中都能寻见。主要用于宗教仪式、日常饮食、娱乐游戏等，起到承接、摆放物品的功用。为了满足藏民族游牧生活和宗教朝拜的需要，有些藏桌还可以折叠起来，很适于路途上的携带和使用。 
　　传统藏式家具中最常见、最实用的家具，非藏柜莫属。藏柜（如图1）的结构形式较为单调，但可以根据室内空间和使用需要自由选择大小，主要用于存放食物、器具、宗教用品等，同时也兼有藏桌的饮食、书写等承接功能。出于宗教信仰的需要，一些藏柜也专门用于摆放佛龛。寺庙和藏人家中常见藏柜的大小和用途类似于中原地区的五斗橱，柜门为中开式，可灵活开关。藏柜内可由隔板分割成若干个空间，便于分类取放物品。藏柜底部通常设置两到三个窄长抽屉，用于收藏金钱、珠宝等珍贵物品。 
　　藏箱在传统藏式家具中出现较晚，大约是17至18世纪由中原汉地传入的家具种类。藏箱的规格、样式和使用功能如同汉人的樟木箱，主要用于存放衣物、食物等。在藏民日常生活中，藏箱必不可少，很适合在游牧和朝拜时贮存物品。由于多数藏箱的箱面平整，外出时还可以作为临时餐桌使用。 
　　在历史上的西藏地区，高级僧侣、上层贵族等社会地位高的人所使用的家具样式较多，器型较大，制作也较为精良。普通藏民使用的家具样式较少，器型较小，制作也很是简单，有的甚至是用斧头劈出来的，留有明显的斧劈痕迹。就整体造型来看，所有传统藏式家具都有硬朗的直线条，呈现为规整的立方体，优美的弧线只出现在局部的装饰上，这就是为什么传统藏式家具总是给人以平衡、稳定视觉效果的原因。以常见的藏桌、藏柜、藏箱为例，三者的立方体造型显得敦厚、朴实，就像淳朴的藏族人民一样。而数个规格不同的立方体家具整齐地排列在居室内，又给人以庄严、肃穆的心理感受，当然有时也会让人略感压抑。在局部处理上，传统藏式家具的各个部位都追求一种有规律的排布方式，表现出很强的秩序感。比如一些藏柜，其正立面被划分为多个矩形，各矩形大小不一，呈横向扩展、纵向拉伸的有规律分布。另外，传统藏式家具很讲究经济、实用，家具的正立面是造型的重点，所以一般只在正立面进行彩绘和雕刻，其他三面留白（如图2）。这样既保证了可视面的美观，也节省了家具制作的费用。 　　不难看出，传统藏式家具与藏族建筑有着一脉相承的做法，传统藏式家具的外型与藏族建筑简单的外型如出一辙。藏族建筑的外型就是多用直线，鲜有曲线，传统藏式家具在外型上充分借鉴了藏族建筑的外型特征，显得平衡、稳定，体量感很强。为了与藏族建筑相呼应，传统藏式家具必定要有稳重、大方的外型，保持两者的协调统一。另外，由于藏族建筑充分借鉴了汉地建筑的构造方式和装饰手法，自然影响到了传统藏式家具，比如许多藏桌、藏柜的楣檐都设计成歇山式、椽木式等，还装饰有斗拱式、门厅式、柱式的建筑化构件等。当然这些建筑化的构造和装饰并非完全出于美观的需要，它们还起到支撑、承托、稳固家具的作用。 
　　家具与建筑有着紧密的联系，毕竟家具是要在建筑的空间内呈现，在分析家具的审美特征时，不能忽略建筑对它的影响。“藏族房屋的建筑形式对传统藏式家具的造型具有启发性，使其外观造型具有‘建筑化’特征”[3]。某种程度上说，传统藏式家具可以视为藏族建筑的缩微版。这种式样的家具虽是实用性的最大呈现，但粗重外型难免显得有些沉闷、呆板，与传统汉式家具外型的轻盈、活泼异趣。 
　　（二）“密码化”的色彩运用 
　　色彩如同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密码”，除了藏族艺术中色彩的斑斓，更主要是因为这些色彩背后的象征意义。经过千余年传承的藏族色彩文化，凝聚着藏族人民的原始心象，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物化结果。色彩也是传统藏式家具给人的第一印象，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是传统藏式家具重要审美特征之一。 
　　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上藏民族，拥有着蔚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青青的草地、洁白的羊群，到处都是鲜明的本原色。藏族艺术的色彩运用灵感就源于此，在传统藏式家具的制作中，藏族工匠常常精心保留这些高明度、高纯度的本原色，多种色彩的混合使用（如图3），“既色彩斑斓，又对比强烈”[4]。 
　　传统藏式家具多涂饰明亮的红、黄二色作为底色，其上再饰以蓝、绿、白三色，这五色就是传统藏式家具最常用的色彩，也被称为母色。究其原因，是因为红、黄、蓝、绿、白这五色在藏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比如红色象征着勇敢和正义，又是藏传佛教僧人僧袍的色彩；�S色象征着丰收和希望，又是土地和太阳的色彩；蓝色象征着智慧和宁静，又是天空和湖水的色彩；绿色象征着生命和功德，又是草原和树木的色彩；白色象征着纯洁和吉祥，又是羊毛和雪山的色彩。还需一提的是金色，它是黄金的色彩，象征着财富和尊贵，是一种不易得到的色彩。又因为等级观念的影响，金色在西藏地区也被视为最高级别的色彩，普通藏民是没有资格使用的，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王者风范。在传统藏式家具上使用金色（如图4），能够彰显家具的富贵之气，为居室增辉许多。 
　　在具体的色彩运用中，传统藏式家具还有一套“密码化”色彩理论体系。 
　　首先，充满智慧的藏族工匠赋予许多色彩以人格，比如黑色、蓝色是色彩中的“父亲”，不管涂饰在家具的哪个部位都显得威严、庄重；绿色是色彩中的“叔叔”，与黑色、蓝色同属于“父系”色彩，有着宽广的胸怀，很容易与其他色彩兼用；白色是色彩中“母亲”，众多复合色都因它的参与而产生；砒石黄色是色彩中的“小偷”，要适量使用，多了会破坏整体色彩的和谐；墨黑色是色彩中的“守护者”，所涂之处格外油亮；红色是色彩中的“大盗”，唯它独尊，容易抢走邻色的光彩，弱化红色叫作杀“大盗”；紫色是色彩中的“武将”，所到之处由它支配；褐色是色彩中的“祖母”，温厚谦逊，能够使邻色突显；粉红色是色彩中的“比丘尼”，矜持自怜，与众无害；橘黄色是色彩中的“比丘”，安守本分，不与其他色彩争锋；青灰色是色彩中的“乞丐”，肮脏不堪，尽量少用；浅绿色是色彩中的“败家子”，容易使近者受损。[5]67-68 
　　其次，各种色彩之间的搭配就像人与人相处，要讲究和谐，避免冲突。和谐的搭配要有恰当的对比关系，例如红色与黄色相配被称为“师徒”、黑色与白色相配被称为“主仆”、红色与紫色相配被称为“父兄”、蓝色与白色相配被称为“叔侄”、白色与红色相配被称为“夫妻”、白色与绿色相配被称为“姐弟”、蓝色与红色相配被称为“表亲”、橙色与绿色相配被称为“姐妹”、黄色与黑色相配被称为“甥舅”、蓝灰与褐色相配被称为“兄弟”、蓝灰与大蓝相配被称为“母子”、翠绿与浅绿相配被称为“父子”、翠绿与正蓝相配是“堂兄弟”、橙色与正黄相配被称为“朋友”等；冲突的搭配不仅形不成对比关系，还会堕入一种病态，例如黄色与白色相配犹如“盲人”、蓝色与绿色相配犹如“窃贼”、绿色与黄色相配犹如“病人”、绿色与黑色相配犹如“死人”、金色与黄色相配犹如“废人”等。 
　　当然，上述的“密码化”色彩理论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在实际操作中藏族工匠会根据需要灵活处理，以此保持传统藏式家具在色彩上的高度审美。由于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都比较接近，传统蒙式家具在色彩的运用上与传统藏式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皆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非一般的审美享受”[6]，在此不做详述。 
　　（三）“多元化”的装饰纹样 
　　为了弥补传统藏式家具造型上的单调，藏族工匠在装饰纹样的选择方面极具艺术才华，他们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将种类丰富、形式复杂的纹饰合理布局，利用排列、穿插、呼应等方式，营造出“一幅幅视觉的盛宴”[7]。 
　　传统藏式家具装饰纹样的实现，主要有彩绘、雕刻和镶嵌等技法。彩绘技法最为常见，可以形成多色彩、多层次的装饰效果，民间意味较浓，一些纹样构思巧妙，意境超前，现代感极强；雕刻又分为透雕、浮雕和线雕等，在不影响结构牢固性的情况下可以在家具表面进行操作，纹饰虽不能繁复、精致，但韵味十足；镶嵌是利用金属、织锦、兽皮、珠宝等珍贵材料进行的家具美化手段，可以通过软与硬、繁与素的对比，将材料的特点突显，以致于藏式家具虽然造型古朴，但美丽纹饰使其具有一番豪华气派。 
　　按构图形式来分，传统藏式家具上的装饰纹样可以分为单独纹样和连续纹样两种。单独纹样能够单个成图，具有较强独立性和主题性，构图也很是饱满。其构成可以是单一元素，如金刚杵、雪狮等；也可以是多个元素组合而成，如内供、八瑞相、八瑞宝等。多用于家具的主体部位装饰，整体画面以它为中心向外扩展。连续纹样是由某一简单元素重复排列而成。它又可分为二方连续纹样和四方连续纹样，二方连续多呈纵向或横向延续的条带状，装饰在家具的边缘部位，如卷草纹、云雷纹等；四方连续纹样既可装饰家具的边缘部位，也可作为家具的主体部位装饰，如宝相花、团福、团寿等。 　　传统藏式家具装饰纹样的题材根植于藏民族的深厚文化之中，世代相传，并不断丰富，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特征。装饰纹样的题材一般都有象征意义，或者是取其谐音，比如孔雀代表长寿、金翅鸟昭示勇敢、蝙蝠和鹿比喻福禄等，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固定下来，并被藏族人民普遍接受。根据题材不同，传统藏式家具上的常见装饰纹样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人物类，如释迦牟尼、观音等佛教诸神和格萨尔、松赞干布等历史人物；动物类，如狮、虎、象、鹿、孔雀、龙（如图5）、凤等；植物类，如莲花、格桑花、菩提树、佛手等；器物类，如金刚杵、法轮等；字符类，如万字符、福、寿等。丰富的题材无不倾注着藏族人民美好愿望，是藏民族吉祥观念的具体化，“极大地提升了传统藏式家具的文化内涵”[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圆形纹饰是传统藏式家具上最为常用的装饰纹样，几乎在各种家具上都可以看到。之所以这么喜爱圆形，或许是源于藏族先民对于太阳的崇拜，圆形包含有巨大的能量，是神圣的象征，也是美的体现。而佛教在西藏的广泛传播，也使圆形得到进一步的推崇，因为在佛教教义中，圆形意味着生生不息的轮回思想，预示着世人对佛法的彻底领悟。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传统藏式家具上会有如此之多的团福、团寿、团龙、团凤、团云、宝相花等圆形纹饰了，它们体现了藏族人民对于美好圆满的祈求。 
　　传统藏式家具上的装饰纹样虽然众多，但如同其外部造型一样，都追求一种秩序感，布局上讲究平衡、对称，规律性很强，这与藏传佛教严谨的宗教规范有很大关系。每个纹饰都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布，繁复而不杂乱，共同组成传统藏式家具华丽的外观。此外，传统藏式家具上的装饰纹样还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在一件家具上会同时出现大与小、繁与简、直线与曲线、具象与抽象等纹饰的对比，各种纹饰各得其所，组合在一起虽变化多端但又相得益彰，拥有一派祥和气息（如图6）。 
　　“多元化”的装饰纹样能够成为传统藏式家具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主要是因为它通过艺术的手法使自然界或想象中的形象更具体、更完美、更典型，给观者带来强烈的�术美感。传统藏式家具上的装饰纹样不仅是艺术价值的体现，也是藏民族深厚文化的传承，很有研究价值。透过传统藏式家具“多样化”的装饰纹样，我们可以参悟家具制作者不朽的匠人精神，同时也可以窥见藏族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二、传统藏式家具审美特征的形成原因 
　　总体而言，受限于青藏高原生存环境的严苛和千余年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西藏地区生产力发展缓慢，传统藏式家具的变化不是很大，客观上保持了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尽管新时期以来，传统藏式家具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种类和形制方面有了很多创新，使之更符合现代西藏人的生活需要，但其审美特征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审美特征的形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涉及到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通过对传统藏式家具造型、色彩和纹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其审美特征形成的原因。 
　　（一）就近取材，适合藏人生活方式 
　　特殊的自然环境是传统藏式家具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约束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藏式家具的审美特征。“从传统藏式家具中我们看出藏族人民对于自然的崇拜，这也是藏族家具文化特有的内涵”[9]。 
　　传统藏式家具在用料上讲究就近取材，主材是出产于藏区的木料。藏区的森林主要分布于西藏东南地区，森林面积和木材的蓄积量较为可观，但藏区地域多处于高海拔地区，气候寒冷，主要成林树种为松木、云杉等[10]。由于这些木材质地并不坚硬致密，传统藏式家具制作时不适合做类似汉地清式家具那样过于繁复细腻的雕刻镂空，也不能完全依赖榫卯结构，需要用其他材质进行加固，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传统蒙式家具亦是如此。 
　　由于木性的原因，又要满足藏族人民的审美需求，造成了传统藏式家具多在木材表面彩绘、雕刻和镶嵌等装饰。装饰材料包括天然颜料、金属、动物皮毛、织锦和珠宝等，都具有自然、原始，又不失美丽的特点（如图7）。 
　　传统藏式家具装饰用的天然颜料，主要可以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两大门类。其中雄黄、青金石、云母、朱砂等属于矿物颜料；蓝靛、力士草、鸡爪黄连、野菊花、藏红花、报春花等属植物颜料。这些颜料除部分产自周边地区，主要还是产自西藏本地，并且质地优良，享有盛誉，如白石产自仁布县、黄丹产自夏鲁寺、朱砂产自拉孜县、绿石和蓝靛产自尼木县、铁红产自林周县、雄黄产自昌都地区等。颜料的加工方法主要为研磨和熬炼两种：需要研磨的颜料主要是矿物颜料，由于材料的硬度较大，所以很是耗费人力；需要熬炼的颜料主要是植物颜料，第一道熬炼出的颜料质量最佳，二、三道熬炼出的颜料质量较次，分别用于家具不同部位的彩绘。由于天然颜料色泽纯正，耐腐蚀性强，许多传统藏式家具虽历上百年，但色泽依旧如新。 
　　西藏地区出产铜、铁等金属矿产，又有成熟的金属加工工艺。优秀的金工作品刀工精湛、纹饰精美，匠人在继承传统风格的基础上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金属工艺中最常见的是铜工工艺，因铜料价廉易得，又有很好延展性，适于雕刻出复杂纹饰。铜工工艺所使用的材料主要为黄铜、紫铜、青铜，有时也使用金和银，不过极少。铜工工艺的具体工序是先根据家具装饰部位的尺寸延展或剪裁铜皮，接着在铜皮上勾画纹样，最后用锤子和錾子依照勾画好的纹样进行捶牒和錾刻。 
　　传统藏式家具装饰中使用的动物皮毛主要是产自青藏高原的牦牛皮，牦牛皮质地厚实，可进行多层分割，最外层的为头层皮，质量最好。牦牛皮常见易得，光滑而有弹性，多用来包裹藏箱箱体（如图8）。传统藏式家具最具民族特色的动物皮毛装饰手法，当数兽皮镶嵌。常用豹皮、虎皮等制成大小占藏箱、藏柜正面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方形皮块，镶嵌在深色的箱柜表面，因其花纹美丽和数量稀少之故。有时家具榫卯对接部位也会用兽皮镶包或用动物的筋当绳子穿插后绷紧，既美观又可以增加牢固度。 
　　限于气候条件，西藏地区不能发展蚕桑养植，家具装饰所用的织锦完全由汉地输入。织锦的制作费工费时，成本极高，只能是上等阶层的人士才有资格享用。织锦虽然质地轻柔，但不耐磨，一般只作为传统藏式家具的局部包裹，不会大规模使用。 　　传统藏式家具上也经常镶嵌绿松石、青金石、玛瑙、蜜蜡和红珊瑚等珠宝，但这些东西多数非西藏本地出产，而是从邻近的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国家和我国的云南、四川等省区输入。在家具的装饰中，藏族匠人会根据珠宝的质地、色泽、纹理等天然特质进行雕琢和搭配，以实现最大化的物尽其用。这一点与我国西南地区的白族家具装饰有些类似，传统白族家具制作时经常镶嵌当地盛产的水墨花大理石，从而形成奇特的木石结合结构家具。 
　　西藏属于苦寒之地，物产并不丰富，这就养成了藏人朴素的性格，在传统藏式家具制作时尽量就近取材。也正是由于室外自然环境恶劣，藏人更加重视室内的装饰，在家具装饰上尤其追求明艳的色彩、绚丽的纹饰，以增加视觉的丰富感，使内心获得安宁。 
　　（二）宗教寓意，劝诫藏人从善弃恶 
　　西藏的原始苯教倡导崇拜自然、敬畏万物，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藏人的意识中。而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期，佛教的传入并与苯教融合形成藏传佛教，使传统藏式家具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思想的熏陶。 
　　传统藏式家具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长期以来受宗教思想和等级制度的限制，一直以简朴为美，精美的传统藏式家具更多的存在于宫殿、寺庙和贵族上层的室内。但无论是寺庙里的用于宗教仪式的宗教家具，还是普通藏民家里的日用家具，无不流露出宗教的身影。从某种层面上说，“传统藏式家具是宗教化的家具，是藏传佛教思想的物化”[11]。 
　　作为西藏民间工艺的一种，家具制作在《大藏经》的“工巧明”部中就有提及，为传统藏式家具的制作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传统藏式家具中有许多种类本来就是为了服务于宗教活动的，比如经桌、经柜、经箱等，主要用以经书的抄写和存放。此外，佛龛纯粹是宗教性的家具，是西藏地区最常见的家具之一，一般摆放在经堂的中间位置，因为器型较大，不做随意搬动。出于对神灵的敬重，佛龛只用来放置佛像，不能在里面随便堆放杂物。由于在藏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佛龛在制作工艺和装饰手法上都非常讲究，可谓是集传统藏式家具之大成者。 
　　色彩不仅是传统藏式家具重要的审美特征，同时也包含了强烈的宗教寓意。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中的五大――“地大”“火大”“水大”“风大”“空大”，对应色彩中五色――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白色，这五色又恰恰是传统藏式家具最常用的色彩。另外，藏传佛教分为萨迦、噶举、格鲁等不同教派，而这些教派因所着服饰色彩的各异又被称为白教、红教和黄教等。不同教派主政时期，西藏地区就会对不同的色彩进行推崇，传统藏式家具的色彩文化必然受其左右[12]。 
　　传统藏式家具上的装饰纹样很多都是源于藏传佛教，并有着不同的宗教寓意，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这些具有宗教寓意的装饰纹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指引人们从善的美好纹样和警戒人们弃恶的恐怖纹样。 
　　指引人们从善的美好纹样数量较多，形象较为丰富，使用范围也最广，无论是在寺庙家具还是民居家具上都很常见。此类纹样多是利用美好、和善的事物作为创作题材，表达了吉祥如意的祈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莲花纹样，莲花花型圆满、花瓣柔美、花色柔和，且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特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尚、纯洁的品质。而这一品质恰恰与佛教追求的理念相同，诸佛、菩萨所坐的是莲花座（如图9），手里所持的也多是莲花束，莲花所具有的宗教含义不言而喻。莲花纹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写实，也有抽象，用于家具不同部位的装饰，可以说是传统藏式家具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不仅能起到美化家具的作用，还阐扬了藏族人民祈愿通过修行而达到莲花般的高洁品质。 
　　警戒人们弃恶的恐怖纹样数量虽然不多，但形象格外突出，多为模样凶残的神怪、骇人的人体器官、可怕的杀戮场景等。乍看起来，此类纹样似乎与佛教仁慈、平和的教义相悖，然而它们却是以恐怖的面目来宣示慈爱的含义。比如五觉供品纹样，它多表现为一个嘎巴拉碗内承置五个人体器官的形象，这五个器官分别为：心脏，象征着触觉；眼睛，象征着视觉；舌头，象征着味觉；鼻子，象征着嗅觉；耳朵，象征着听觉。纹样虽然血腥、恐怖，但蕴含了藏传佛教轮回再生的思想意识。类似的还有骷髅花环、骨架棒纹、尸林怙主纹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警戒人们弃恶的恐怖纹样的确会给人视觉和心理上带来一定的不适，所以一般不会用于民居家具的装饰，只是偶尔会在寺庙家具上看到，尤其是藏传佛教寺庙里护法神殿的家具上。 
　　简而言之，传统藏式家具上的装饰纹样无论是以美好形象出现，�是以恐怖的面目示人，其永恒的主题都是用宗教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教化民众从善弃恶，以实现现世修行的圆满。而在传统藏式家具装饰纹样绘制的过程中，匠人们的创作虽不像绘制佛像壁画、唐卡那样严格，但其扎实的藏传佛教理论功底和娴熟的宗教题材绘画技法都保证了传统藏式家具装饰的高品质。 
　　历史上的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宗教思想盛行，普通藏人几乎不可能存在非藏传佛教的观念。因此传统藏式家具是藏传佛教思想有力的载体，其审美特征是对宗教文化的深刻表达。 
　　（三）文化交融，寄托藏人美好愿望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尽力做到与本有文化的融合，形成新的文化模式。从地理位置来看，西藏位于亚洲腹地，内与云南、四川、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相邻，外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是东亚文化和南亚文化的交汇点。西藏的这种地域特征，决定了其艺术形式必定要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 
　　毋庸赘言，古代中华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对于西藏地区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是从吐蕃王朝时期开始，各方通过和亲、通使、互市等途径相互交流、彼此影响。西藏广泛吸收和融化这两种文化，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雪域文化，这种多文化的汇聚在传统藏式家具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元朝以来，西藏地区与内地形成统一的国家，中原汉地的物质文明源源不断地传播到雪域高原。《后藏志》就曾记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因尊奉后藏热隆寺的座主为福田，所敬献的供物中就有“镶嵌蚌壳的桌子”，“当为元代著名的工艺品种螺钿漆器，这也是汉地家具输入西藏的最早记录”[13]。由于中原文化的强势，传统藏式家具中的一些种类便是直接来源于汉地。比如早期传统藏式家具中并没有凳子的概念，后来的藏凳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家具类型。清朝初年，曾有众多中原汉族工匠参与布达拉宫的扩建，这一时期或许也有不少汉式家具工艺落地藏区。 　　传统藏式家具的彩绘技法中青绿画法是借鉴中原汉地青绿山水绘画的结果，而金粉、银粉等贵重颜料的使用，以及大量的描金（如图10）、描银工艺，明显是受到中原汉地宫廷彩画、苏式彩画等的影响。同样，传统白族家具的彩绘艺术也是明显受到中原汉地彩绘技法的影响[14]，但整体风格却比传统藏式家具的彩绘雅致、自由一些。 
　　在传统藏式家具的装饰纹饰中，也经常采用汉族地区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比如龙和凤凰的纹样在中原文化中有着重要含义，是尊贵与崇高的象征，两者经常一起使用，多出现在各种艺术装饰中，中原文化传入西藏后，龙、凤纹样被藏族人民喜爱和接受，并被用于传统藏式家具装饰上。此外，桃子寓意长寿、牡丹寓意富贵、石榴寓意多子、竹子寓意生命力的旺盛等，“这些本是汉族人民常用的装饰纹样，都被藏族人民吸收、借鉴，毫无违和感地成为传统藏式家具的装饰题材”[15]。就连“蝠”同“福”、“鹿”喻“禄”等这种以谐音来寓意的典型的中原汉人的吉祥文化，也被藏族工匠拿来使用。类似的团福、团寿、六长寿等纹样也是由内地传入藏区，一些传统藏式家具上描绘着汉人的形象，他们个个长袍宽袖，头上还戴着布帽兜，背景山水与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构图方式相似。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同样影响到传统藏式家具。“蒙人驭虎”纹经常出现在格鲁派寺院的壁画上，描绘的是蒙古人驯服老虎的场景，有很强的宗教含义，意为格鲁派的黄帽系战胜旧派红帽系。此纹样也被运用到藏式家具上，有驱邪避灾的寓意，足见蒙古文化对西藏工艺的影响。 
　　至于古代印度文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佛教元素方面。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地区，自传入西藏地区以后，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传统藏式家具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尤其是在装饰纹样上。例如，由于释迦牟尼悟道于菩提树下，菩提树也因此被称为“道树”。随着佛教传入西藏，菩提树纹成为传统藏式家具上独有的纹样。又如右旋白螺本为古代印度的护法神器，用以宣示战争的胜利，早期佛教中也用它来象征佛法的弘扬，是一种吉祥之物。而在传统藏式家具上，海螺纹饰出现频繁，有时以单个纹样出现，有时也以“八瑞相”之一共同出现。另外，“大象、狮子、孔雀、摩羯等原产于印度的动物纹样（如图11），也常出现在传统藏式家具上”[16]82。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藏族文化，是在严酷的生存环境和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其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但是，藏族文化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本民族的文化精髓，而是将经过选择和取舍的外来文化纳入到藏民族自身的文化体系中来，不断丰富和发展藏族文化。 
　　纵观西藏地区的艺术形式，既没有纯粹的汉地风格，也没有纯粹的南亚风格，而是多种文化交融下的产物。传统藏式家具承续着藏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体现着藏民族的包容和多元的性格，更不失藏民族独特的雪域风格。 
　　三、结语 
　　由于历次政治运动，藏区幸存下来寺庙家具并不多，而历史上的广大藏民普遍贫困，家中也少有家具。加之家具所用木材材质一般，结构稳固性较差，藏区的气候条件也不宜于家具的保存，所以流传下来的传统藏式家具较少。况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藏地区的建筑结构和居室环境都有了很大改观，当形式多样、简约大方的现代家具大量涌入西藏市场，传统藏式家具必然受到巨大冲击。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既关系到西藏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影响到传统藏式家具的未来发展。传统藏式家具需要创新，需要勇敢抛弃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如制作工具落后、工艺粗糙、使用不便，以及宗教意味过于浓厚等，“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17]。但在创新的过程中，也要对传统文化的内质和精华保持敬畏之心，尊重历史文脉，坚守独特审美特征，追求传统藏式家具的可持续发展，以此增强藏族人民的文化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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